城市是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城市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对“城市”的认知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解释，认为“城市”具有近代性、人民性、生产性和建设性。这一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之后毛泽东关于城市工业化的思想，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城市建设，亦是毛泽东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

一、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城市”的认知

在毛泽东的早期著述中，通常将农村与城市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目光转向农村，但并未减少对城市的关注。他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研究城市问题与研究农村问题同样重要，“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在后来的论述中，毛泽东逐渐赋予“城市”以新的内涵：

首先是“城市”的近代性。他在抗战胜利之际论述联合政府时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他认为城市是建设民族工业的基础，未来将吸纳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这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视“城市”为落后事物的认知截然相反，将近代化、工业化的重任赋予了“城市”。

其次是“城市”的人民性。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为凸显城市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占领城市定义为人民的城市。1948年4月，他在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这就以人民的“城市”与资产阶级的“都市”针锋相对，并有取代之势。

最后是“城市”的生产性和建设性。他在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他所谓“消费的城市”主要指资本主义的“都市”，而社会主义的“城市”是为了生产和建设，发展“城市”是为了巩固人民政权。

毛泽东对“城市”一词的主动选择与重新定性，承袭了民国时人赋予“都市”的部分属性，其之所以排斥“都市”一词，是由于区别于国民党，确定自身话语体系的需要。正如王稼祥于1948年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纲》中提出：“城市工作的方针，就是变敌伪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的城市。”这一趋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其影响更是波及全社会对城市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统一全国的城乡划分标准，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城镇可以再区分为城市和集镇。凡中央直辖市、省辖市都列为城市，常住人口在二万人以上的县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工商业地区也可以列为城市，其它地区都列为集镇。个别部门因为工作需要有另订城市和集镇区分标准的必要的时候，应当报告本院批准。”这一新的城市划分标准未再强调“城市”的属性，而是借鉴了“苏联的现行规定及其它国家的规定”，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将人口、工商业、治所作为衡量标准，统一了全国对“城市”的认知，使“城市”彻底取代过去的“都市”而成为官方正式的行政区划。继1955年城乡标准划分之后，1957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成就时，强调“过去许多消费性的城市正在逐步改建成生产性的工业城市”，再次重申了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定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城市”认知的继承与深化

1949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在城乡关系中，哪一个是中心呢？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城市的手工业，对于农业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工业更不待说。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中心，城市手工业、城市工业对于农村而言，也是一种进步，要以城市的工业化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明确表示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周恩来在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也再次强调了毛泽东的关于城市工业的重要思想：“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周恩来的讲话更加完整地阐释了毛泽东关于城市现代化的初步思想。

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地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城市工业化的要求，如1951年3月26日至4月5日，河南省委召开城市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生产是城市的灵魂，要以生产计划为中心。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工程建设，并以此为契机，重点规划建设了西安、太原、兰州、包头、洛阳、成都、武汉和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1953年12月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对社会主义工业给予高度的重视，也是再次回应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关于城市“生产性”的重要论述。

1954年周恩来在召开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和现代化的国防。将现代化的工业放在“四个现代化”的首位，突出工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和贡献。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在这次讲话中将“现代化的交通”替换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含义也由此固定下来。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城市工业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城市承载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现代化的梦想，以城市工业化带动工业现代化，以工业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本文系202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近代郑州城市水患及治理研究”（2022CLS0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赵斐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