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八项规定自2012年颁布以来，已深度渗透中国政治肌体，其影响远超作风建设范畴。中央八项规定通过重塑符号价值体系、建构制度性规范、提升群众认同三维作用力，推动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文化基因重组工程。在符号维度，它成功祛魅了畸形的权力消费崇拜;在制度层面，通过监督网络高密度嵌入催生规范内化;在文化心理上，重塑党员干部的行为逻辑与民众的政治期待。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文化驱动力量，对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转型具有范式意义。

关键词：中央八项规定;政治文化;政治符号;政党伦理;治理现代化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中央八项规定即被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十九届、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强调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十余年间，中共中央持续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的强烈信号。

中央八项规定在学界常被解读为一场由上至下的“党风政风整肃运动”，却忽略了其本质是一场系统性的政治文化基因重组工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语境中，“车轮上的浪费”“舌尖上的腐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力合法性危机——奢靡作风正侵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当公费宴请成为“身份仪式”，公务用车异化为“等级图腾”，一种与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相悖的官僚亚文化呈蔓延之势。中央八项规定的诞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形成正是对这一文化危机的制度性回应。

政治文化理论强调，文化对制度稳定具有基础作用[1]。本文构建“符号-制度-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阐释中央八项规定如何通过改造权力认知图谱、织密制度规范、引导治理实践，推动政治文化深层变革，最终重塑政党伦理与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一、政治符号体系：权力伦理的文化表达

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深刻指出，文化并非抽象之物，而是由具体的符号系统编织而成，这些符号是“意义的载体”[2]。在我国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抽象的政治文化与权力伦理，并非悬浮于理论话语云端，而是通过一系列高度日常化、仪式化的具体行为得以具象化运作。茅台酒在特定场合的流转、公务宴请的排场与规格、领导出行车队的规模与路线——这些早已超越其单纯物质功能的行为，嬗变为承载厚重政治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它们共同构筑了一张由“隐性权力密码”构成的符号网络，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核心伦理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后制定实施的中央八项规定，恰如一把精准的文化手术刀，直指这套业已异化的符号体系神经中枢，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权力符号“祛魅”与体系重建。

(一)仪式化行为：权力符号的网络编织​

格尔茨视仪式为“文化表演”，是“关于一个民族精神、气质、性格、基本观念等最集中的展现场所”[3]。在政治场域，仪式早已嵌入日常政治实践的肌理，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嵌入治理结构，成为权力运行的微观机制。国家仪式(如九三阅兵)强化历史叙事与民族认同，党内仪式(如民主生活会)则制度化政治规范，构成政治社会化的关键载体。这种程式化、重复性的展演，既是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也是组织纪律的实践训练，最终实现权力关系的隐蔽性表达与政治秩序的系统化再生产。但是在中央八项规定之前的政治场域，存在着权力异化的仪式展演。

公务宴请——忠诚、等级与服从的“剧场测试”。宴请远非简单的进餐活动，而是被高度仪式化为一整套关于关系亲疏、服从表现与忠诚验证的“剧场社会”[4]。排场规格(地点、菜品)、座位安排(主次、距离核心领导远近)、敬酒方式(主动性与谦卑度)、气氛把控(是否敢于“放松”玩笑)等，构成了检验参与者政治素养、服从意识与融入程度的综合指标。参与者在熟知这套行为符号的前提下，须恰当扮演自身角色。逾矩或太过拘谨的行为会被认为“不合格”，通常会被视为缺乏归属感或忠诚度存疑的信号。

领导出行车队——“地位—权力”谱系的流动展演台。车队规模大小、车种类型、车载警用设备、交通管制范围等，都是精准可测量的视觉化权力符号。它是体现地位和权力的空间展演，从而以“地位—权力”的逻辑去降低地位低者的力量值和提升地位高者的力量值。行驶路线的选择(特意选择途径重点地标)和陪同随行人员配置(秘书、警卫、摄影摄像、报道记者)，共同营造了一个移动的权力中心舞台。这场权力景观的观众通常是被动的、提前安排或预演过的，权力在此时空的至高无上性被充分展示出来。

(二)认知冲突：异化符号与政党伦理的内在张力​

这样一张织就的权力符号之网的内在逻辑和文化表达，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伦理根本对立、相悖抵牾。

“物欲张扬”与“艰苦奋斗”的精神背离。天价茅台、豪奢宴席、排场出行，无不散发着对物质享受的极度追求，是对资源与特权的赤裸张扬。这无疑是对“艰苦奋斗”这一立党立国之本的生存智慧与道德约束的直接消解。豪华宴请为代表的异化权利符号传递出的享乐主义、特权优越感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要求形成了尖锐对立。

“精英区隔”与“群众路线”的空间割裂。一些仪式化的行动，比如封门闭户式的宴请、定点清场的出行路线等都刻意构筑了一个排他的空间场域，将权力精英聚集于此，用共有的符号代码组建共同体、营造归属感，树起一道隐形的心理壁垒，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割裂开来。这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相背离，异化为脱离群众基础的“悬浮治理”。

“潜规则固化”与“制度化治理”的路径冲突。以这套异化全力符号为注脚的运行逻辑主要仰赖着“关系”、“面子”、“人情”等“潜规则”，它干扰甚至对抗制度规范，带来的是权力运行的人格化和模糊化，极大侵蚀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基础[5]，阻碍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进程。

(三)中央八项规定：符号解构与文化秩序的重塑​

中央八项规定及锲而不舍贯彻执行，深层意义是在文化层面对异化权力符号体系实施了一次直击病灶的外科手术。其实质是在强大的文化力度下，通过对符号所指的强制性分离，从而对权力异化进行文化上的去生产化。将茅台酒席由礼标转变为违纪，将迎送仪式从“尊卑礼数”引至作风层面，实现权力文化从“神圣化”到“世俗化”的现代性转身，实现以新的文化内涵来重塑政治伦理。

直指符号核心。“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厉行节约”“严禁提供高档菜肴和酒水”等具体规定是全力取缔“豪华车队”“豪奢宴请”“茅台消费”这类异化权力符号。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它精准地切断了异化符号及其物质载体展演的空间和路径，从而使依附于奢侈性消费权力表达方式失去了符号意义。茅台酒被明令禁止出现在公务用餐中，其作为“勾兑媒介”的符号价值被强制剥离;礼盒包装背后隐含的等级暗示、年份标识承载的关系投资，在刚性纪律约束下沦为无意义碎片。简单的工作餐升级为接待日常状态，这正是用制度的威力完成了文化秩序的重构。一是解体了符号生产的方式，高档餐厅包厢、特供商品、豪华车队等符号生产模式被逐出合法场域，权力展演失去物质支点;二是重置意义接收系统。食堂四菜一汤代替海参鱼翅大餐成为标准配餐，宴请标准从“规格指标”被重构为“廉洁指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群体在制度压力下须接受全新的符号解码规则，意义接收系统被重置。

格尔茨认为，文化及其符号体系是“一张人们自己编织、并身处其中的意义之网”。文化及其符号体系也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建构及其伦理表达的途径和桥梁。政治文化承载着巩固(或解构)权力秩序、塑造集体认知的功能。中央八项规定对以年份茅台等特定仪式化行为为代表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精准解构，既是一场基于现实问题的文化治理实践，又是一次深层次的符号政治革命。极为关键的是，在经过不分批次、不划阶段的八项规定学习教育后，使外在的制度规范内化为群体的行为准则，确保以“艰苦奋斗”、“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真正成为权力运行的深层文化基因，并持续生成与之高度契合、富有生命力的新政治符号。当新政治符号与以“艰苦奋斗”、“人民至上”的政党伦理不再出现“认知冲突”的鸿沟时，才真正构建起文化表达新范式，这一符号文化秩序的重塑才可能实现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目标。此重塑过程仍在进行中，其成效将深刻影响我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方向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根基。

二、制度性规范：政治文化的结构化支撑

(一)制度缝隙与文化落地的“韧性之困”：中央八项规定的初期挑战​

中央八项规定以其直指“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锋芒，开启了一场重塑权力伦理的政治文化革新实践。然而文化惯性与既得利益的强大韧性迅速显现，表现为制度初建时期存在的“规范韧性缺口”。

行为变异与“策略性服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初期实践中，“矿泉水瓶装茅台”、“单位食堂内设豪华包厢”、“规定路线调研”、“超标办公室隐匿隔离”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远不是简单的违规问题，而是一种“策略性服从”，是精心设计的制度规避之策。“策略性服从”利用了中央八项规定初期的制度模糊(如对“隐形变异’行为没有具体界定)及监督缝隙，在形式上可能“不超标”或“难发现”的伪装下，维系之前的特权享受。原行为模式(如维系圈子、享受特权、彰显地位)产生的潜在收益依然大于新规带来的预期违规成本。

文化滞后与路径依赖。“酒桌文化”、“按地位设定接待规格”、“办公室象征级别”等经由长期实践形成的潜规则，深植于政党伦理的日常行为，构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的行为转变，是对既有行为惯性的颠覆，其摩擦成本在初期甚为明显。制度初期的监督力度未能在短期内扭转这种行为逻辑与文化惯性。

(二)制度增密:构建弥合缺口的“立体监督网”​

破解中央八项规定初期困境的路径，是通过持续的制度增密，编织一张难以逾越的监督网络。它不是简单出台禁令的静态动作，而是一个搭建制度框架、填充缝隙、提升执行力的精细化动态过程。

通报曝光机制，精准打击与边界澄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每月通报”曝光机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6]。“每月通报”曝光机制既是对特定群体的惩戒和震慑，又是制度增密的强力工具。一是“精准打击”形成压力。公开曝光具体人、逐案逐事公开曝光，极大地提高了违规违纪被曝光的概率及信誉损失(即社会性惩罚)，改变了“低发现概率”的激励预期。二是“以案释纪说法”澄清边界。通报案例详细描述违规细节(如“矿泉水瓶装茅台”、“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揭示了隐形变异新问题的具体表现，中央中央八项规定在“每月通报”中得到了具象化阐释，模糊空间被真实压缩。

巡视监督常态化，嵌入组织的“神经探针”。深化、常态化开展巡视工作，把巡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覆盖的治理效能。盯住少数，形成广泛震慑的有效手段，真正发挥出巡视这柄高悬的利剑作用。巡视是一项权威的、深入的、长期的工作，聚焦落实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含中央八项规定)，运用“下沉一级”“回马枪”等方式方法，直插机关、走进基层，让制度监督的穿透力直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神经末梢，照亮过去容易被“灯下黑”的地方。巡视整改对“四风”问题根源的深挖和明晰，将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压力直接传导至每一个被巡视单位组织肌体的最深层。

规则细化与标准量化，填补制度模糊区。十九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两次审议《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7]。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精神的实践过程中，陆续出台了配套的细化规定，公务接待标准具体到人数、金额、菜品种类，办公用房面积精确到平方米，详尽列举婚丧喜庆事宜报备范围，不断更新作风建设负面行为清单。规则越来越细，标准越来越精确量化，执行依据越来越规范，最大程度上堵住了执行中“自由裁量”可能衍生的漏洞。

(三)规范内化:从制度约束到伦理自觉的跃升​

制度增密的过程，根本目标是推动制度规范内化，使其转化为党员干部群体的内在价值认同，进而成为目标群体的外在行为自觉。

持续压力下的“习惯养成”。制度增密强化违规的确定性成本，全覆盖、无禁区的监督曝光与问责处理，持续压缩违规违纪行为空间，党员干部群体不得不对标对表调整自身行为。正如“习惯之初如蛛丝，习惯之成如绳索”，从初期被动遵守规定演变为行为上的习惯化，与原行为模式的心理摩擦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持续高压严管的纪律环境促使干部重新计算自己的行为收益，在“不敢腐”“不能腐”的政治环境中，曾经作为豪华宴请的身份符号可能是“违纪证据源”，简朴作风成为政治安全资产，清正廉洁转化为职级晋升的潜在正资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群体减少无谓应酬，可释放精力关注政务实绩，“干事能力”取代“搞关系能力”成为新竞争力。心理报酬函数的核心变量已从“物质特权占有”转向“纪律安全系数与职业尊严获得”[8]。“85后”“90后”新一代公职人员在其职业社会化初期就内化了新心理函数，对旧“潜规则”表现出更强的疏离感。

中央八项规定十余年实践倡导的“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作风，随着监督、巡视制度的增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群体在认知层面开始真正认同。遵守八项规定成为群体行为，奢靡、浪费、“矿泉水瓶装茅台”等违纪行为逐渐销声匿迹，简约、实干的工作作风正在成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群体的作风新常态。这意味着中央八项规定已经演化为党员干部群体自觉遵守并践行的新政治文化。

三、群众认同提升：监督意愿与信任资本的共振强化

英格尔哈特视“信任”为后物质主义社会的核心政治资本[9]。群众主动监督行为的频率增加，意味着“民对官”的信任度在提升。《中国廉洁指数报告》显示，群众对腐败行为“愿举报且相信有效”的比例从2012年的32%升至2024年的69%[10]。这表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细则的实施提升了规则能见度，群众对什么行为违规违纪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一)制度信任:制度理性超越人格依赖

“告御状”“包青天”之类的人格依赖，是我国封建制度下老百姓的无奈之举。一个健全人格、清正廉洁的官员能还原某个事件的真实，而一个昏庸贪腐的官员却凭一己之力败坏整个政治生态。延续至今的“进京上访”依然是少数民众对官员人格依赖的传统心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制度的制定、修订、完善，既不是零敲碎打调整，也不是碎片化修补，而是全面系统、联动集成的制度建设。制度的生命力是执行，落脚点是受众群体的自觉践行和内化传承，锲而不舍深入贯彻八项规定的十余年实践树立了制度的威力。

制度是政治文化的载体，密集制定、不断完善、严格查处并及时公开查处结果不仅提升了党员干部群体的制度意识，更重要的是给与了群众对政治环境的信任，修复了长期被破坏的政治生态。当民众不再把举报、查处的希望寄托于官员的道德自觉，而是将信任锚定于制度本身时，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就发生了本质转向。这种制度信任体现为，纪律审查程序的标准化、结果反馈的公开化。在这一层面上，中央八项规定让制度公信力得以脱离个体道德而稳定存续。

(二)价值趋同：日常伦理消解权力异化

政治信任需要价值观产生共鸣，中央八项规定推动的简朴务实作风，使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契合了大众日常生活伦理。高档礼品、奢华酒宴等权力寻租符号被剥离公共领域，权力不再以异化形式侵蚀日常生活。

中央八项规定本质是一场通过政策实践展开的政治文化基因工程，其核心成就是重构了我国政党政治的价值坐标。它用“勤俭”取代了“奢华”，用“务实”颠覆了“虚浮”，用“平等”消解了“特权”。在文化上破除官僚的“特殊化”心理认知，构建了“干部-群众”共同政治文化心理;在制度上依靠巡视监督等把党的法规变成组织纪律自觉;在治理上减少行政开支，优化政治生态，加强现代治理的合法性根基;最为根本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文化驱动型的现代化治理之路。茅台酒从公务宴席消失，公务用车标识接受市民监督，这些日常实践正在积淀为新型政治文化的肌肉记忆。

(三)共治意识：主体性觉醒驱动信任产生机制

政治信任的最高形态体现为治理责任的共同承担。中央八项规定通过赋权式监督，让人民群众从“权力异化的被动承受者”转向“廉洁生态的主动共建者”。人民群众意识到监督权不是制度恩赐而是自身责任，规则透明化降低监督门槛，举报行为从利益诉求升华为伦理实践。这种共治意识使政治信任打破“政府输出——民众接受”的单向模式，发展为政府民众协同共生的动态网络。政治信任的持续累积，根源于中央八项规定引发的权力现代性变革，它推动制度设计从“管控导向”转为“可信赖性建构”，使程序正义成为信任再生产的基础设施，在异化权力祛魅化进程中夯实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根基。

锲而不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可预见的纵深推进方向是使制度压力向文化自觉实现创造性转化，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为永存于中国政治文化之中的一份重要基因。但政治文化的更迭从来不是一种浪漫的描绘，而是需要通过精密的程序设计、制度规定的坚韧支撑与日常实践的反复磨合方能实现。中央八项规定在当代中国正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它可能并未写下宏大叙事的终结篇章，却为政党伦理的重塑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最深层的文化密码。

参考文献

[1]肖滨.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治文化转型[J]. 政治学研究, 2020(4): 2–14.

[2][3]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5-9.

[4]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96.

[5]周敬青.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56

[6]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魏栓师等人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EB/OL]. (2025–06–20). http://www.ccdi.gov.cn/jdjbnew/jdjbyw/

[7]二十大刚刚闭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聚焦八项规定[EB/OL]. (2022–10–27). 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2-10-27/content_Jm0bdtZyb.html

[8]国家统计局. 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3)[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9]高秉雄, 林大祥. 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及其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贡献[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1): 45–53.

[10]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廉洁指数报告(2024)[R].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4: 78

作者：杨彩利(1982---)，河南南乐人，女，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文化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及其规制研究”(2024BSH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