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是其早期民族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解读莱茵报时期前后《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剖析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考察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与现实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大会上强调：“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民族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实践维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未形成系统民族理论，但在《论犹太人问题》等文本中，通过批判政治异化、宗教压迫与阶级关系，初步构建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民族解放思想。现有研究多聚焦马克思成熟时期民族理论，对其早期民族解放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关注不足，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重构，揭示青年马克思民族解放思想的历史起点、逻辑结构等。

一、青年马克思民族解放思想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青年马克思民族解放思想植根于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的特殊社会历史，在与当时主要思想流派的激烈对话与决裂中锤炼而成的。

1.历史背景：德意志的政治落后、民族分裂与“犹太人问题”

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依然是一个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的邦联。相比于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未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主改革的任务。普鲁士王国作为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其专制政体与书报检查制度极大地压制了政治自由和思想解放。与此同时，普鲁士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缓慢发展，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开始松动，但封建特权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并存，导致了市民社会的深刻分裂。其中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便是“犹太人问题”。在普鲁士，犹太人在法律上受到诸多限制，他们在政治上被排斥于公民权利之外，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歧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关于是否以及如何赋予犹太人平等公民权的辩论，成为当时德国舆论界的焦点之一。这一问题表面上关乎宗教宽容，实则尖锐地暴露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成为青年马克思剖析现代性困境、思考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2.理论渊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与国家观的影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著名论断，将国家视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和理性的最高体现，而市民社会是私利战场。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在某种程度上为普鲁士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哲学辩护。

马克思最初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但《莱茵报》时期遭遇“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及社会主义问题挑战，对黑格尔理论产生“苦恼的疑问”。通过“林木盗窃法”辩论，他认清议会借法律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本质，发现国家实为私有者工具，遂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系统性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方法”颠覆黑格尔命题，提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指出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其基础在物质生活关系中。这一唯物主义的初步转向，为分析民族问题提供新起点——民族问题需从市民社会经济关系寻根。

二、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的逻辑演进

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并非一个静态的体系，而是伴随着其世界观转变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1.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民族解放思想始于对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深刻批判与超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通过批判鲍威尔混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首次系统阐述二者关系，构成考察一切民族问题的元点。鲍威尔把消灭宗教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前提，他事实上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然而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虽具进步性，但其所获仅为抽象的形式权利，未能触及市民社会经济不平等与阶级压迫现象。马克思从三个维度批判鲍威尔：一是政治解放未能根本化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难题，宗教仍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二是政治解放本身带有抽象性与形式化特征，但无法切实解决市民社会个体面临的生存困境;三是政治解放呈现出双重性特征，使得人们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形成双重生存状态，受到工具化与异己力量的支配。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限度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观的超越。鲍威尔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框架，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公民平等，却无法解决市民社会中因经济利益分化导致的民族对立。而马克思则将民族问题与市民社会的批判相结合，指出民族解放不能止步于政治权利的获取，更需指向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消除私有制带来的利益异化，打破金钱拜物教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

这种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理论跃升，不仅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更构建了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核心逻辑。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世俗社会的矛盾，民族解放必须与社会解放、人的解放相结合，唯有变革产生利益分化与精神异化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与团结。这一思考不仅超越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局限，更标志着马克思民族解放思想从抽象的政治批判转向具体的社会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

2.从“哲学批判”到“革命实践”

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德国仍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德国实现“人的解放”需立足现实突破制度桎梏，批判法哲学与国家哲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宗教、政治制度和哲学的三重批判，实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理论的历史性结合，找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现实载体。

通过这一系列的批判，马克思逐步构建起了实现人的解放的逻辑思路。他认为人的解放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批判，更需要付诸实际的革命行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赋予民族解放全新主体维度与理论内涵。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一论述具划时代意义：前者将民族解放范畴提升至人类解放价值高度，德国民族解放任务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利益诉求，而是通过彻底社会革命为全人类开辟解放道路;后者明确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物质力量辩证统一关系，革命理论需掌握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一框架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取决于它由哪个阶级领导以及其最终的指向。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的论断，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提供了最初的理论雏形。

3.历史唯物主义下的民族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标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其民族解放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升华为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鲍威尔等人，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指出犹太人问题根源在于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而非宗教观念，需改变社会关系而非仅调整观念，将《论犹太人问题》观点推进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经典表述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此框架下，民族被界定为历史范畴。其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随世界交往普遍化而消亡;民族间关系取决于各民族生产力、分工与内部交往水平，这一论断将民族问题锚定在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上，揭示现代民族关系的经济根源。因此，“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至此，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完成了其逻辑演进的最高阶段。以唯物史观为基石，论证民族问题本质是社会总问题，根源在私有制与阶级压迫;民族解放需与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相结合。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支柱，为后世提供从阶级分析、经济基础出发处理民族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三、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的理论价值

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是其早期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探所结出的璀璨成果。从《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政治解放局限性的剖析，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洞察，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唯物史观框架下对民族问题进行的历史科学定位，马克思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跃迁。他不再从观念或政治法权出发，而是从市民社会的物质矛盾出发;不再诉诸抽象的“人性”或“理性”，而是依托于现实的无产阶级;不再追求局部的政治改良，而是指向彻底的人类解放。

这一时期的思想，尽管在某些方面尚显雏形，但它所确立的唯物主义理论根基、阶级分析方法和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可动摇的基石。它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各种唯心主义民族观、解剖民族问题本质的锐利武器，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最终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理想，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重温青年马克思的民族解放思想，不仅是对理论的溯源与梳理，更是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深刻启迪。它告诫我们，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有赖于对造成一切压迫与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造。

(作者：马寒，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朱颖颖，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靶向教学模式研究”(24VSZ16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