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了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基因的辩证统一，构建了兼具历史根基与现代特质的理论体系；理论创新与文化根基的交融形成了法治德治协同、制度文化互嵌的治理范式；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的协同效应，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
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了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基因的辩证统一，构建了兼具历史根基与现代特质的理论体系；理论创新与文化根基的交融形成了法治德治协同、制度文化互嵌的治理范式；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的协同效应，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这一逻辑体系揭示了党长期执政的深层密码，彰显了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核心理论品格
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移植外来思想，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理论的本土化重构。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深刻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本质上是对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形成有机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创新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中“民惟邦本”“革故鼎新”等思想精髓，展现出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
（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独特的连续性特质，使历代治国理政智慧得以通过文化基因实现动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植根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而不同"的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躬行践履等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解放目标、社会公平追求及实践首要性原则形成了价值共振。这种文化基因的深层耦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文明沃土中培育出具有本土生命力的理论形态提供了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秉持辩证扬弃的继承原则，将传统"仁政"思想升华为人民主体性的发展理念，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鼎新革故精神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成功实现了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化转译。这种文化传承与理论重构的交互作用，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品格。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
两者的交融不是机械拼凑，而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相贯通，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转化思维相印证，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大同愿景相呼应。这种深层次的哲学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保持了理论的原真性，又获得了文化的解释力。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结合更凸显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独特价值。面对全球治理困境和文明冲突挑战，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文明中提炼出“和合共生”“协和万邦”等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资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生命力。
（一）理论创新与文化根基的深度交融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模式
理论创新与文化根基的深度交融体现在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又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例如，“小康社会”目标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划，又承载着传统文化中“民康物阜”的理想追求；“全面从严治党”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要求，又继承传统吏治文化中的“修身齐家”道德规范。这种话语创新不仅增强了理论传播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在价值层面实现了现代政治理念与传统伦理规范的有机统一，为制度运行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支撑。
（二）文化根基的现代转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柔性支撑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礼法合治等要素，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形成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强调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又注重道德教化的柔性引导，既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又保持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社区公约的结合，家族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衔接，都体现出文化传统对治理实践的滋养作用。这种文化根基的现代转化，有效缓解了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膨胀带来的价值危机，为治理效能提升注入了文化动能。
（三）理论创新与文化交融的实践路径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
理论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系统特质，既显现为治国理政各维度的协同演进，又贯穿于历史纵深的时间脉络。重大战略决策始终贯穿着传统智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在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中实现古今价值的有机衔接。传统理念中的人文关怀与自然哲学，经过现代性阐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深度互构，形成了独特的文明演进路径。这种系统整合的实践创新，既突破传统治理范式的历史局限，又超越异质文明发展模式的固有困境，最终凝练为具有内生性特质的文明重构范式。
（一）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的协同作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属性，又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形成独特的制度效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本”思想的结合，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执两用中”智慧的贯通，都体现出制度设计中的文化自觉。这种制度与文化的高度适配性，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既能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又能维持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这种制度-文化复合优势表现得尤为突出，既彰显现代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又发挥传统文化的社会凝聚功能。
（二）文化自信为制度运行提供深层价值支撑和精神引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信，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西方价值的盲目排斥，而是建立在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这种自信源于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刻认知，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包容。在价值观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又吸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共识。这种文化自信转化为制度自信，使得中国的制度创新既保持定力又充满活力，既立足本土又胸怀天下。
（三）制度与文化的协同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二元对立，证明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主义膨胀、人际关系异化等弊端，又克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断裂危机。通过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的协同推进，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既具有现代社会的治理效能，又保持传统文化的伦理温度；既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积累，又注重精神世界的丰盈充实。这种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人类解决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
历史纵深、实践探索与当代价值的立体交融，构筑了"两个结合"理论框架的严密体系。这一思想范式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又昭示了本土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更在文明演进层面开辟了人类进步的替代性方案。立足现代化建设新方位，持续深化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互构实践，不仅能够激活中华文明的当代生命力，更将在世界文明图谱中镌刻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东方智慧。这种双向赋能的演进过程，既是传统文明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型国际文明关系的创新探索。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李阳辉，本文系2023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号：2023XWH004）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