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亲仁善邻”包含着中华民族崇尚“和而不同”的优秀基因，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也是中华民族为当今世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树立的光辉典范。

“亲仁善邻”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是两周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邦交之道。早在西周时期，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以德服人”的重要性。西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称“先王耀德不观兵”（《国语·周语上》），其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以德服人”的邦交观念。到了东周时期，没落的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有效控制，彼时诸侯争霸、邦国林立，不同邦国之间的频繁交往催生了“亲仁善邻”的邦交理念。

秦汉之际，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格局正式形成。秦朝实行郡县制，疆域之内已无诸侯；而汉朝虽分封了诸侯，但此时的诸侯国皆听命于朝廷，早已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自行其是的诸侯国。因此，到了秦汉时期，原有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模式已不复存在，秦汉帝国的对外交往则主要是雄踞中原的秦汉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秦朝二世而亡，在对外交往方面也没有什么建树。汉朝国运长久、政局稳定，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汉王朝在对外交往中所奉行的“亲仁善邻”的邦交理念，更是成为了当时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抹亮色。“亲仁善邻”作为一种邦交理念，尽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但其真正被当政者接受并自觉运用于外交实践则是在汉代。

汉王朝“亲仁善邻”的邦交理念及其邦交实践，集中体现在“和亲”与出使两个方面。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周边国家中对其威胁最大的就是北方的匈奴。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本欲一战解决匈奴问题，其结果却在白登山被匈奴军队围困了七日七夜，刘邦被逼无奈，只好依陈平之计，通过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脱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敬向高祖提出了“和亲”之策：“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邦采纳了刘敬的建议，但因吕后强烈反对，最终只是将一位皇族之女封为公主，让她代替鲁元公主嫁到了匈奴。这是汉代第一位远嫁异域的“和亲”者。至此，“和亲”就成为了汉王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一大策略。此后，惠帝、文帝和景帝之时，包括武帝初期，皆有“和亲”之举。

解忧公主和王昭君是汉代最著名的两位远嫁异域的“和亲”者。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孙女。汉景帝时，刘戊参加了吴、楚等“七国之乱”，失败后，刘戊畏罪自杀。汉武帝时，解忧公主作为“和亲”者，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解忧公主在西域生活了五十余年，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先后嫁给军须靡、翁归靡和泥靡三人，生下了四男两女六个孩子。解忧公主在促进汉王朝与乌孙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乌孙国乃至整个西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在解忧公主“和亲”期间，汉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而长期威胁汉王朝的匈奴此时也在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合打击下逐渐衰落。

王昭君是汉代对外交往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和亲”者。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与汉王朝“和亲”，由于呼韩邪单于此时已经向西汉称臣，所以汉元帝就让作为“良家子”的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此前曾经与汉朝的大臣韩昌、张猛一起结下盟约，双方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汉书·匈奴传》）由此看来，汉元帝派遣王昭君出塞与呼韩邪单于“和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王昭君在嫁给呼韩邪单于之后，其所生的一个儿子，后来还被封为右日逐王。“和亲”期间，王昭君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了进一步发展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王昭君及其子女、亲属等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汉书·匈奴传》记载：“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自汉宣帝以后，直到王莽篡汉之前，汉朝北部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战事，百姓富足，人丁兴旺，牛马成群，一派安定祥和的美好景象。可以说，这一局面的形成，王昭君与匈奴的“和亲”功不可没。

汉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奉行“和亲”理念，通过将汉家“公主（大多只是名义上的公主）”嫁给周边国家、民族的领袖人物，旨在与这些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和亲”不仅促进了汉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团结与和平共处，有利于汉王朝的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由“和亲”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纽带，加强了汉朝与周边国家的情感联系，有效减少了汉王朝与邻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在远嫁到异国他乡之后，“和亲”者时刻牢记着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一般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该国的政治事务，全力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这样做不仅维护了汉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的向外传播。

汉王朝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了张骞、班超、苏武等出类拔萃、名垂青史的汉使。这些汉代著名的使节，他们不忘初心、不畏艰险、不辱使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崇和尚合、亲仁善邻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之久，期间遭遇诸多艰难险阻，虽然没有达成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的预期目标，但是张骞临危不惧、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已经在此次出使中得以彰显。尤为重要的是，张骞首次出使就带回了西域诸国（大宛、康居、安息、罽宾、大月氏及其附属国大夏、乌孙等）的详尽资料，包括地理、物产、风俗等诸多方面。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带着大量的丝绸、金币等贵重礼物，再度出使西域。此次出使，由于张骞多方面的积极努力，最终西域各国与汉王朝建立了以官方使节往来为标志的外交关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由此而得以正式开启。尽管张骞最初开辟“丝绸之路”，纯粹是出于军事战略上谋划、布局之考量，但是，“丝绸之路”一经形成，其后续影响之深远，早已超越了将其运用于军事领域之初衷。西汉王朝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不少国家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例如葡萄、石榴、胡麻等在中原得以广泛栽培。龟兹的胡琴等乐器、乐曲也为汉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此外，大宛的汗血宝马等珍奇动物亦被引入中原。与此同时，汉代先进的冶铁技术、各式各样的丝绸织物与工艺品等，也在沿途各地传播和推广。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推动西域各国与西汉王朝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双方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意义非凡且影响深远。

继张骞之后，到了东汉时期，班超也因为出使西域表现出色而被后人所敬仰。班超在西域一共生活了三十一年，展现出了非凡的智勇和谋略。尤其是在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至永元十三年（101年），班超担任西域都护，期间他施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包括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积极推动经济交流与发展，大力促进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等。因为班超治理有方，深受当地百姓拥戴，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域诸国皆对东汉王朝心生向往，自愿归顺。经过西汉、东汉对西域的持续经略，两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最初的相对疏离逐步走向了交往频繁、和睦相处。这种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西部边境具有重要意义。张骞和班超在汉朝与西域之间搭建了和平与安宁的友谊桥梁，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两汉时期的“和亲”与出使，是对先秦“亲仁善邻”邦交理念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朝廷多次选派使臣出使日本、高句丽、新罗、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松赞干布；宋、元、明、清时期每个朝代也都有不少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事例。这些不仅加强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向海外的传播。“亲仁善邻”的邦交之道，经过后人持续不断地传承与弘扬，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继续奉行“亲仁善邻”的邦交之道，进一步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求同存异，不断加强友好往来，不仅为我国赢得了良好国际声誉，也为我们的和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者：樊会芹，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延安、安阳重要讲话精神委托项目“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研究”（2022DWT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