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各民族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亲仁善邻”是两周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邦交之道，主张在处理邦国关系时要做到以德服人、与邻为善。

从商代的神权政治到周代的人文政治，中华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转型，文明程度也因此而得到了质的提升。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西伯姬昌（周文王）曾经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历经磨难，最终得以返回故土，“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纣王的大臣祖伊担心诸侯纷纷归附姬昌将会危及商王朝的统治，于是“奔告纣”，纣王对此却颇不以为然，竟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纣王不听劝告，“愈淫乱不止”，直至被周武王所灭。武王灭商后，不仅没有将纣王的子孙后代赶尽杀绝，而且还“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可见，不管是文王还是武王，他们都注重“修德”，与纣王的荒淫残暴、迷信天命形成了鲜明对照。

到了周公摄政的时候，周公制礼作乐，华夏文明的发展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在制礼作乐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德行”对于礼乐文化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将其融入礼乐之中，从而形成了儒家特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最仰慕的先贤就是周公。《语论·述而》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熹《论语集注》注曰：“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的理想就是要重建周公主政时期的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孔子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致力于恢复周礼。《论语·八佾》云：“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论·阳货》又云：“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在儒家思想及华夏礼乐文化发展史上，周公的贡献虽不及孔子，但他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在以德服人方面，周公同样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尚书大传》记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注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见《太平御览》第七百八十五卷“四夷部”所引《尚书大传》）越裳国位于交阯之南，与地处黄河流域的周王朝相距甚远，再加上山川险阻且语言不通，所以此前越裳人与周王室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往。这次越裳国专门派遣使者，不惧艰险，长途跋涉，经过多重翻译，特意来向周王朝进献“白雉”。越裳人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周公制礼作乐，德泽天下，不仅让周人受益，而且也给远方的越裳国带来了安定与祥和，以至于越裳境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烈风注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此亦有所记载，只是文字与《尚书大传》略有不同而已。

周公执政时期“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的故事，被后世奉为以德服人的经典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汉末年，王莽为了达到其篡汉的目的，就曾经自比周公，特意设置过“塞外蛮夷献白雉”和“羌人思乐内属”这样的骗局。《汉书·王莽传》云：“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又云：“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周公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致使“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于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西周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以德服人的重要性。如《国语·周语上》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西周时期，周王朝对诸侯国的有效管辖尽管还无法与秦汉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相比，但此时的各路诸侯毕竟还是会听命于周王室的。《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人所描述的，正是西周时期周王室“一统天下”的盛况。这一时期所谓的“邦交”，主要是周王朝与周边蛮夷、戎狄之间的交往。孔子曾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又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可见，在正确处理邦国关系方面，祭公谋父所强调的“先王耀德不观兵”以及通过“修德”而达到“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与孔子所提倡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完全一致的。

到了东周时期，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两周时期的诸侯国名义上都是归属于周王朝的。西周时期，周王朝对诸侯国尚能有效节制，而诸侯国也确实能起到拱卫周王室的重要作用。但是，到了东周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逐渐走向没落，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诸侯霸主直接越过周王室来发号施令，此时的东周王朝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正是两周时期王室与诸侯国之间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已经不再受周王室的约束，发展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而这一时期的所谓“邦交”，也主要就是诸侯国之间的交往。

“亲仁善邻”一词出现的时间较晚。尽管西周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德服人的“邦交”理念，但直到春秋时代“亲仁善邻”一词才正式出现。“亲仁善邻”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六年》之记载：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郑国入侵陈国，大获全胜。陈、郑二国相邻，此前陈国曾与宋、卫等国一起攻打郑国。《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当时郑庄公有意缓解与陈国的敌对关系，于是请求与陈国讲和，但陈桓公不答应。五父（桓公之弟陈佗）劝说陈桓公，称亲仁善邻乃是治国法宝，认为陈桓公应该答应郑庄公的请求。然而，陈桓公却觉得陈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宋国和卫国，郑国力量弱小，不足为虑，于是就拒绝了郑庄公的请求，这直接导致了后来郑国对陈国的入侵。

“亲仁善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亲近仁者，二是善待邻邦。春秋时期楚人沈尹戌曾称当政者应该“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这里的“亲其民人”和“信其邻国”就可以看作是对“亲仁善邻”的解释。这一时期公子重耳亦称“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国语·晋语二》），此处的“亲众而善邻”，其语意就与“亲仁善邻”更为接近了。《论语·学而》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亲众”与“亲仁”是具有一致性的，二者都体现了我国古代执政者的民本思想。

春秋时期，“亲仁善邻”作为一种邦交之道，开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和接受。如《左传·文公元年》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可见，春秋时期，新的诸侯国君继位后，一般都会“好事邻国”，将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作为稳定江山社稷的一个重要举措。再如《国语·鲁语上》云：“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在臧文仲看来，一个国家应该有四项重要的外交策略，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与邻为善，因为只有这样自己的国家有急难时才能够得到四邻的援助。《国语·齐语》又云：“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齐桓公想一统诸侯，成为诸侯霸主，问管仲是否可行。管仲回答说现在还不行，因为齐国还没有与邻国建立稳固的友好关系。要想征服天下诸侯，首先必须做到“亲邻国”。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开始主动与鲁国等周边国家修复关系，在取得邻国的信任后，再举兵征伐远方的不服者，最终成就了一代霸业。据《左传》记载，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大饥，晋惠公向秦国提出买粮请求，尽管因为之前晋惠公的背信弃义，秦晋两国此时正处于敌对状态，但秦国的大臣百里还是建议秦穆公卖粮食给晋国，他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百里认为，天灾是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帮助邻国度过灾荒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多行善事一定会有好报。可见，春秋时期，“亲仁善邻”作为一种邦交之道，已逐渐深入人心。

总的来说，商周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转型期，中华文明在两周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亲仁善邻”的邦交之道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西周时期“以德服人”的邦交理念，为“亲仁善邻”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到了东周时期，有识之士已经将“亲仁善邻”奉为治国法宝，“亲仁善邻”已成为他们正确处理邦国关系的根本遵循。（樊会芹 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延安、安阳重要讲话精神委托项目“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研究”（2022DWT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