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1的警戒线(国家统计局，2024)。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本文引入贝克尔(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构建包含经济资本、时间配置和社会资本的三维分析模型，试图解释教育获得的理性选择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内在矛盾。

二、理论解释与机制分析

1.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教育年限的延长会导致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而初婚年龄的推迟又会直接导致初育年龄的推迟。高等教育导致的职业准备期延长，与女性最佳生育期(25-35岁)形成时空重叠。更关键的是，学术职业的“锦标赛制”(如高校“非升即走”制度)要求研究者必须在35-40岁期间保持高强度科研产出，这与生育抚育期形成零和博弈。

2.机会成本的结构性上升

运用波兰尼(Polanyi)的嵌入性理论分析发现，高知女性的生育成本不仅包含显性的经济支出(上海0-17岁养育成本101万元，北京93.6万元)，更包含：1)职业中断导致的终身收入现值损失；2)学术网络断裂带来的社会资本贬值；3)职称晋升路径受阻造成的地位获得延迟。这种“三重惩罚”机制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呈指数级增长。

3.性别角色的制度困境通过分析高校人事制度发现，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仍建立在“理想工作者”假设之上，即要求学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这种制度设计实质上将生育视为个人事务而非社会再生产活动。

三、国际比较与政策启示

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女性教育收益率超过生育的机会成本时，生育率可能回升。瑞典通过：1)建立学术休假银行制度(每年可累积30天育儿假)；2)实施科研项目生育延期政策；3)将托育服务纳入公共产品范畴(入托率达67%)，提高使高学历女性生育率。

四、政策重构建议：制度创新、公共服务与文化重塑的系统性改革

1.制度创新维度：构建生育友好的学术发展体系

可以为高校女教师调整动态考核周期，允许女教师因生育延长考核期1-2年；为哺乳期女教师实施“教学任务减免+科研弹性”组合政策；设立“女性科研回归基金”，资助女教师生育后重返科研岗位；在校级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提高女性比例；建立性别平等审查机制，对职称评审标准、科研项目指南进行性别影响评估；开展 “无歧视学术环境” 培训，破除 “生育即职业中断” 的刻板印象。

2.公共服务维度：完善全链条支持系统

一是构建标准化的高校嵌入式托育体系，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内闲置空间，如旧教学楼改造、新建配套设施等，建设符合标准的托育中心。托育中心要配备专业的育儿设施，包括安全舒适的婴儿睡眠区、充满趣味和教育意义的儿童活动区等。对于一些因场地、资金等限制无法独立建设托育中心的高校，可以与周边优质的民办托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女教师争取优先入托名额、优惠收费标准等福利，保障女教师子女的安全和健康成长。考虑到高校女教师工作时间的特殊性，托育体系应提供灵活的托育时间安排。除了正常的工作日白天托育服务外，还可以根据女教师的需求，提供早晚托育、周末托育以及寒暑假托育等延时服务。二是实施精细化的学术父母支持计划，高校应制定灵活的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允许女教师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工作时间。高校应积极推广远程办公和在线教学模式。对于一些适合线上开展的工作任务，如文献阅读、论文撰写、课程备课等，允许女教师在家中完成。对于因生育需要暂时减少工作量的女教师，高校可以推行工作共享机制。即让两位或多位教师共同承担一份全职工作，根据各自的时间和能力合理安排工作任务。考虑到女教师在生育和育儿期间可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高校应适当延长女教师的学术考核周期。高校可以设立专门针对生育女教师的科研基金，为她们开展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高校也可通过多种渠道，如校园网站、宣传栏、主题讲座等，开展关于性别平等和生育友好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生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倡导尊重女性生育权利、关爱生育女教师的良好风尚。同时，要引导广大教职工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和职业观念，消除对生育女教师的偏见和歧视，营造一个包容、和谐的学术文化氛围。

3.文化重塑维度：打破性别化的学术评价范式

改变以往单纯以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的做法，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实际贡献。对于女教师的科研成果，要充分考虑其在生育和育儿期间的特殊情况，对那些在有限时间和精力下取得的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例如，对于女教师在育儿期间开展的与儿童教育、家庭健康等相关的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学术评价不应仅仅局限于科研领域，还应将教学和社会服务纳入评价体系。女教师通常在教学和与学生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她们在培养学生价值观、关爱学生成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许多女教师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将教学和社会服务指标纳入学术评价，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女教师的综合能力和价值，减轻她们在科研方面的压力，为生育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五、结论

高知女性低生育率问题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其背后涉及到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成本、性别角色制度等多方面的社会机制。通过引入经济学理论构建三维分析模型，我们深入剖析了教育获得的理性选择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内在矛盾。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我们从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和文化重塑三个维度提出了政策重构建议，旨在构建生育友好的学术发展体系，完善全链条支持系统，打破性别化的学术评价范式，提高高知女性的生育意愿。未来，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以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

(作者：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 渠利霞 张春慧 秦颖 高金玲)

【课题项目：2024年度省社科联调研课题-“三孩政策”背景下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育儿胜任感的中介作用和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SKL-202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