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诞生地和成长的摇篮，见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成长历程。同时，黄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积成形，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当前，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任务在于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

黄河文化依托于黄河，是一个不断自我丰富的复合体，具有丰富的内涵。总体而言，依据内容划分，黄河文化是发生在黄河区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 。然而，本文认为黄河文化的厚重性和复合性必须从用全视角才能管窥一斑，因为某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彼此影响并相互交织，共同组成此时期整体文化的特点。虽然当前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在微观层面已经比较丰富，但依然有待把这些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以此展示黄河文化的全面貌。

首先，本文认为要追寻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文脉，需要从时空二维入手。从地域上划分，黄河文化随着黄河改道迁徙涵盖现今黄河流经的九省区（青、川、甘/陇、宁、蒙、陕、晋、豫、鲁）以及黄河古河道流经的相关省区（冀、津、皖、苏）。

一方面，古今黄河中下游区域是中国疆域在历史变化中最稳定的区域，可以说该区域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居住着八个少数民族，约占黄河流域人口的百分之十，历史上还曾居住着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这就意味着黄河文化的延续主体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共同体，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是黄河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从时间上追寻，黄河文化虽然在史前时代和信史时代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但是也完整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谱系，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主要表现在黄河文化的内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尤其是生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从二里头时期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并延续至今。例如，黄河中下游地区创造性地把青铜技术用于礼器的制作，建立起一套以“祀”为重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从天下到万国”的纳贡制度；从强调中轴对称的建筑原则延伸出建中立极进而追求中庸的原典文化等等。这些社会政治治理的理念在黄河流域共享和趋同，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周边地区传播，最终奠定了中国自形成就是“文化中国”的特性，以及中华民族自形成就是历史共同体的特性。

由此，本文认为研究黄河文化的内涵的着力点有两个，即中华文明模式研究和文明交流史研究。如上所述，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主体性作用不仅表现在其文化类型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环环相扣，而且与同时期的文化类型相比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进入文明时期后，中原文化吸收其他地区的文化精华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夏商王朝开始作为文化中心开始发挥辐射性的影响作用，中原文化的发展模式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模式。

一是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为先导的中华文明模式研究。只有深入地认识这个基本模式才能在新时代通过科学地保护和传承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完成“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文化大目标。二是以古今黄河流域的各种文化为基础的文明交流史的研究。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交流在黄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历史，正确对待中国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黄河文化的内涵具有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上讲，黄河文化具有根源性、融合性和延绵性。这是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从微观层面上讲，黄河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族群特性和流动特性。 这是黄河文化的活力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等地域性或族群性的亚文化在这里相互撞击融合，共同组成了黄河文化。

二、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黄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黄河文化也在历史变革中不断丰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黄河文化应担起守正创新的责任，深入挖掘自身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和革命文化的精神，继续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凝聚力和精神动力。

一方面，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守正。黄河文化为当代华人认祖寻根，确认“我们是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首先，只有充分理解“文化中国”，才能摆脱西方政治学中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才能辨别驳斥当前社会流行的错误观点。甲骨文是黄河文化的宝藏，文史典籍是中华文脉传承的物质载体。文史典籍明确地记载着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教化而非武化，中华文明通过价值认同超越种族差别和地域界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概念的确立。关于“中国”二字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的“何尊”青铜器铭文，而中字的甲骨文体之一是一面旗帜插在城邑口的核心地带，形象地展示出一种四方对应中央的空间概念。此外，中国的代名词“华夏”，最初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此处，华夏指的是中国最早的族群构成，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诸多部落融合成的华夏人。

同时，华夏相对于蛮夷蕴含着他者和自我的认识划分。华夏也展现出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唐代的孔颖达对华夏的解释是“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也”。可以说，礼仪、服章都是当时的社会现象，是文明和礼仪的表象，是“中国”所在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特性；反之，没有这样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然而，直到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才具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含义。

因此，中国应当首先是文化中国，其次才是政治中国。其次，不同于大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从发生学和考古学上讲，中国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历史共同体。“自秦汉统一王朝之后，尽管边缘常常变动，但中央区域却相对稳定，早已形成一个具有基本疆域和同一性政治、民族与文化的区域，也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如上所述，稳定地支撑起中国核心区域的主要支柱是制度、文化、社会和共同历史，其中贯穿两条主要脉络：“从天下到万国”和“纳四夷入中华”。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观是在由我及他，由他及我的相互关系中确立出来的，强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能从现在的版图和领土倒推中国文化的原本面貌，只能从历史中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牢牢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丢根本，同时结合实际问题，构建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有活力的中国现代文化。

另一方面，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在于创新。文化是活的，即其动态性在形态上旨在说明社会现象和民族精神是在实践中不断塑造形成的，同时在时态上强调传承和创新。这就要求我们用联系发展的方式把他者和自我进行比对参照，获得客观的自我评价并便于取长补短，长期发展。同时，这也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借助认识过去来确立现在，并通过发展现在来决定未来。

青铜器的传播路径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青铜器的源头在地中海东岸，冶铜技术从西向东传播，经由欧亚草原进入东亚。公元前2000年左右，青铜器出现在新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进入甘青地区、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公元前1400年左右进入山东地区，继续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之所以能确定这样的传播路径，不仅在于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年代，还在于制式风格的演变，例如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战斧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风格，还有倒钩式的青铜矛可以追溯到欧亚草原地区。

 之所以说中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就在于青铜器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都是用作兵器或日常用品，而到了二里头，本土的制陶模制传统吸纳外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后就造出了青铜礼器，引发了中原社会的转型。而且借由水路，青铜原料的运输和青铜礼器的分赠连通了中原和江淮、长江流域。

由此可以说，黄河流域的每一个亚文化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应当充分认识到黄河文化这些亚文化在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创造出来的，而黄河流域自古就是开放的，黄河文化自形成就是创新的。这对以中西部地区崛起，积极投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视野。

（邹小娟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