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述往思来,向史而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如果铺展开来,仿佛是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如果谱写出来,仿佛是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从这一“历史画卷”和“奋斗赞歌”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会复兴于新时代的全面密码。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这一特定的历史节点上,需要我们以更宏阔的视野、更博大的境界回望过往,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放置于全球化视阈下进行观照,以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深层意蕴。
从“仿效苏联”到“中国特色”的百年现代化道路探索史
迎接现代化、走向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人类文明巨幅画卷上的浓墨重彩。在世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中国作为“后发”者,历经从“仿效他者”到“中国特色”的转型,走出了一条既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又凸显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生动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现代化道路探索史。
以“初学者”姿态,在“仿效苏联”中摸索现代化之路。在全球化视阈下,裹挟于世界现代化洪流中的古老东方大国在西方的强势挑战中开启了自身的转型与蜕变。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联,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文明所创造的欧美现代化的轨道旁边,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修筑了另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参照样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破除百废待兴的发展僵局,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其中“一化”即“工业化”,当时我国工业化经验不足,遂借鉴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由此我们“仿效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夯实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走向。
以苏为鉴,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探索。随着苏联模式深陷发展泥潭,“仿效苏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出现“水土不服”的症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新命题。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并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并进行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时空境界。尽管这种探索“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径丛林”,但却触发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认知,对探求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波澜壮阔、汹涌向前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阔步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命题,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指明了方向。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安排明确概括为“三步走”战略步骤,计划用70年的长时段实现“现代化”这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知。2012年党的十八大则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的高度,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现代化目标定位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从物质层面拓展到精神层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到生态领域,内涵更为丰富,外延不断扩大,成功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了21世纪。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视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铺筑了高蹈宏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的现代化征程焕发出新活力、展现出新气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绘就了新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即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更加科学、灵动的新时空境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拉下神坛,彻底打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路径依赖”,同时中国在“后发式”基础上积累的“新发式”经验(如独立自主、求真务实、开放创新等),也给予了其他“后发式”国家以信心、力量和镜鉴,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速发展又渴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典型示范,同时也印证了“另一种现代化是可能的”。
从“积极融入”到“开拓引领”的百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史
回溯历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过了50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磅礴伟力与丰厚智慧的一百年,走过了从“积极融入”到“开拓引领”的壮丽征程。
积极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跃迁。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中突围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站住了脚跟,而且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而放眼东方,被囚于“三座大山”牢笼里的中国人民急需一条解放之路。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即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积极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于1956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极大地激发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革命斗志,欧亚十几个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胜利大进军的年代,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此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样貌。
自觉开拓社会主义样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到奋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仿佛鬼使神差一般,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发生了历史性剧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由此,世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共产党的数量由180多个减少为130多个。面对这一历史现象,历来视社会主义为“眼中钉”的资产阶级弹冠相庆,庆贺社会主义终于红场成空。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消极彷徨,也没有另走他路,而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样态。邓小平同志曾经声言:“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中迅速兴起,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一枝独秀”的奇观,为处于隧道中的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隧道尽头的希望之光。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潮流,紧抓发展机遇,不断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形塑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核心、最有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开辟了新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亮丽风景。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这一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全新的理论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散发出耀眼的真理性光芒,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重新焕发出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强劲伟力。这不仅对于我们以新的视角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的经验镜鉴、继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从“西升东降”到“东升西降”的百年世界格局演变推动史
跨越历史长河,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征,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正在加速演进。中国从“配角”到“主角”的华丽转身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深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的沧桑,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百年世界格局演变推动史。
世界格局“西升东降”,近代中国被动地处于不公平不合理的“半边缘”位置。历史上的中国曾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形成了以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秩序。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强力打破了这一国际秩序,一直骄傲地孤立着的中国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汹涌大潮中。在这个过程里,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半边缘”地位被动回应世界全球化进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伴随着西方列强牢牢占据了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领域的制高点,以东亚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秩序形态悄然退离历史舞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日本通过维新变法走上工业现代化道路成功跻身“列强”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欠发展”状态,“西升东降”的世界格局在当时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
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下行的发展趋势,为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趋势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牢牢掌握了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较量和博弈,构成了一个二元割裂、深度对立的二元格局。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开始脱离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世界多极化趋势初露端倪。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虽一度被排斥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外,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抗美援朝”的胜利提高了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通过“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壮大了国家经济实力;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凭借“两弹一星”等技术的成功突破塑造了崭新的大国形象;并于1971年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开始了从“被排斥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转化,并从全球化的侧翼逐步走进了人类文明的主轨道,这为世界格局向“东升西降”趋势演进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实现和平崛起,推动世界格局加速朝“一超多极”格局演进。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公开化,显著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对内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积极“拥抱”全球化,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成为多极化的重要一级。特别是20世纪末期苏东剧变后,国际格局迅速演变为“一超六极(强)”,其中“一超”指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六极”(或“六强”)一般指涉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矗立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一极的作用。21世纪以来,从“金砖四国”到“金砖五国”概念的出场,表明中国崛起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现象,而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象。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改善了西方与东方国家长期形成的不平等格局,推动世界格局向“东升西降”趋势演进。
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积极作为,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核心驱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格局在激烈的博弈与竞争中走入深度重组和变革重塑的重要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驱动“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朝具象化、可视化、持续化方向演进:一是经济话语权极大提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20年,中国抵住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性冲击,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反观西方,美欧经济、社会正呈现分裂衰退之势,世界经济重心正“自西向东”位移。二是政治话语权持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冲破了苏联解体后“历史终结论”所声称的西方民主制度“最优论”的桎梏,削弱了传统世界政治秩序中“西方优越”的价值要素,成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不断学习借鉴的典范。三是文化话语权有效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向世界人民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中国风范,有力回击了“西方文化优越论”,奠定了世界各国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基调。四是国际治理话语权显著增强。在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汹涌、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治理格局日渐瓦解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倡议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全球治理话语权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单边主义、强国治理体系被打破,舒缓了“后发式”崛起国与“先发式”霸权国之间的紧张,“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徐艳玲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