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未来农业”，破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短板瓶颈，必须培育造就一大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9%。不可否认，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据统计，1978—2017年的40年时间里，其中有17个年份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有3个年份超过60%），贡献率小于30%的年份只有9个，另有14个年份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介于40%～50%，2020年至2022年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虽然较之以前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36%以上。而服务业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28.4%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52.8%。相比较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大幅度减少。农业贡献率的降低，一方面从外部讲是由于二、三产业与一产比率差距的不断加大造成的，另一方面从内部讲是由于优质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即农业劳动力转移）造成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约为1.7亿，占总就业人数的22.8%，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约为6.1亿，占比高达74.9%，农业劳动力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下降了47%。因此，从农业发展进程来看，“未来农业”的未来必须依靠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来实现。

考察人类社会农业发展史，我们认为可以将之划分四是个阶段，即原始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现代农业阶段和未来农业阶段。每个农业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状况及其在农业生产中地位与功能，另一个是以土地变革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情况。自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开始，重商主义逐渐取得代了传统的重农主义，工商业展现出来的强大创富能力不仅使传统农业黯然失色，而且将庞大的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急剧吸纳到自己周围。而社会资本与劳动力的转移又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农业的衰惫，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马克思曾对此进行过生动描述：“资产阶级曾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工商业文明越位于农业文明时，对农业文明的批判逐渐上升为主流。主流西方经济学派从财富增长和劳动效率方面，提出了以工商业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普遍认为，农业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村是落后的，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对财富增长的供给率微不足道，因此其存在的价值只能是为工商业提供劳动力储备、市场和资金。一句话，工商业是社会经济的中心，而农业只能是工商业的附庸。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这样解释道：“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由此看来，传统农业势必要走向不可复归的“消亡之路”，还是要在工商业的夹缝中“勉强生存”，抑或要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农业革命”而走向现代农业。以孟德拉斯、舒尔茨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学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思考，提出了“小农终结”和“改造传统农业”的农业发展主张。他们一方面论证了农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策略和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认为，“从‘小农’(paysan）到‘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ernier）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出量并不会因此大幅度减少”，传统农业让位于现代农业并不是农业终结或乡村终结，“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随着工业产品的农业化尤其是工业资本向传统农业领域渗透，传统农业已经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到产业革命浪潮中来了。与其被动接受改造，莫如主动自我改造。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关键是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重点有三：建立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依据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为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创设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如下结论：现代农业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业，而是工业化的农业，是被深深熔铸了工业基因的农业。无论是生产方式、生产资料，还是参与生产的劳动力都已经被工业重塑并定型。工业化的农业或者说农业的工业化说到底是人类按照工业规模、工业贡献、工业分工、工业要素对传统农业的扬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按照工业的模样再造出来的农业，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农业。钱学森认为，21世纪是地理系统建设的世纪。信息革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启的第五次产业革命，而以知识密集型农业为核心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基于这个判断，我们也可以大胆设想，“第六次产业革命”到来之际也将是“未来农业”的诞生之际。在那时，现代农业必将让位于“未来农业”。

关于“未来农业”，我们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未来农业”不是对传统农业的复归。舒尔茨曾将传统农业界定为一个经济概念，认为“完全以农业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因此从经济分析角度来讲，“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个定义只是从局部功能角度解释了传统农业，而不能反映传统农业的全貌和本质。恩格斯曾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说明，传统农业在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处于弱小阶段的产物，人们依靠简陋的工具和有限的劳动能力对土地、作物进行改造，并以此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数量”。传统农业阶段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都比较弱，因此不允许在农业生产内部进行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未来农业”不复归于传统农业，并不代表着它是在彻底抛弃传统农业之外产生的“断源性”农业。恰恰相反，它的根基是扎根于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中的。这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传统农业生产资料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改造、对传统农业生产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第二，“未来农业”是可持续性农业。有学者曾对“未来农业”进行过这样的界定：“未来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综合学科交叉而不断衍生的农业，它以生产力的最大化发挥，以生态可循环持续为主题，最大化地为人类供应生产生活所需的农产品，成为未来人类发展的主要食物支持系统。”这里有一个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即可持续性。相对于工业化的农业的非理性和“负外部性”，“未来农业”将是一场极为深刻系统的农业“绿色革命”。到那时，大量对土地、种子、生态等农业生产要素破坏极大的现代工业产品将被抛弃或根本性改造，农业发展也将恢复其自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的状态，即可持续状态和更加友好的状态。

第三，“未来农业”是开放、多元的农业。“未来农业”的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在它对各类生产要素的接纳和转化。相比较来看，传统农业属于封闭性农业（既有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性封闭，也有劳动主体的主观性封闭）。各类外部积极性生产要素很难被接收，即便接收，其改造的时间也十分漫长，这是传统农业长期得不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现代农业则属于“无规制”开放性农业，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大量有害的、消极的甚至可能扼杀农业发展的要素几乎毫无障碍地进入了农业生产中来。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发展规律，而且使农业彻底沦为现代工业的附庸。而“未来农业”是具有自我主导性、选择性的开放农业，它只汲取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从而使农业与工业、其他产业拥有了平等的地位和可对话的权利。

第四，“未来农业”是高素质农业劳动力主导的农业。“未来农业”有人称之为智慧农业或知识密集型农业，但无论怎样界定，核心都需要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来实现。到那时，“未来农业”的发展并不需要像传统农业那样通过劳动密集来实现，也就是说它不需要通过人的“量”而是通过人的“质”来完成。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在“未来农业”中的主导地位将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农业发展规律不再盲目，而是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自觉地运用；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化使用和对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魁奈讲，“一切有利于农业的事，也有利于国家和国民”。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也就是对人类未来的重视，虽然“未来农业”还是美好的愿景与蓝图，但期望着通过越来越多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参与，这个美好愿景与蓝图能够早日实现。

作者：马寒 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