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玉梅

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记者：国家中心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使命?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陈耀：现代化通常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是标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态术语。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合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五个特征，这五个特征应该说既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也是我们在推进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要求，需要不断探索。

目前，我国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有21个，其中超大城市有7个、特大城市14个。分地区看，东部11个，东北3个、西部4个，我们中部地区3个，分别是武汉、长沙、郑州。特大超大城市总人口为2.93亿，占全国人口的20.8%，2022年GDP为38.67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1.95%，占全国的份额在逐年提升。在现有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6个是超大城市，3个是特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是1.7亿，占全国人口的12.2%，经济总量有22万亿元，占全国经济的18.6%。可见，以国家中心城市为代表的特大超大型城市在全国人口和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依托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挥其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以国家中心城市为“塔尖”的超大、特大型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承担起引领带动、主体支撑以及示范探索的使命责任。

四个方面作为主攻重点

记者：您认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国家中心城市当下最需要着力的重点有哪些方面?请以郑州为例。

陈耀：国家中心城市被称为是我国城镇体系的“塔尖”，居于中心城市的最高位置，是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负有辐射带动大区域发展、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使命重任。因此，国家中心城市要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内涵，我选了4个方面作为重点。

一是国家中心城市要率先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打造科创策源引力强劲、高端要素不断聚集、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融合发展、消费力强大以及场景丰富的产业创新生态。作为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要发挥好地处中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整、配套完善、基础雄厚的优势，依靠创新驱动，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网络化赋能，加快服务业和制造业基础再造及品质提升，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尽快实现支撑城市发展的产业体系现代化。

二是要提升、壮大郑州等后发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近年来对9个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跟踪研究来看，9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建设指数排名大概分3个方阵，排名靠前的第一方阵大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排名靠后的第三方阵较多的是郑州、西安，这些后发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还不足，需要大幅提升。所谓的“中心城市”不单单是一个城市，它要和周边中小城市、外围区域和整个城市群协同共进。所以，要推动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形成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城市群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带动整个区域发展这样一个梯次带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也是中央提出来的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模式。

三是要发挥中心城市双循环枢纽的独特优势。推进以规则、制度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陆、水、空、网高效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目前郑州在这方面取得不少成效，尤其是四条丝绸之路中的“空中丝路”，已成为内陆中原“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载体。郑州还要更充分发挥出地理居中、物流成本低的区位交通优势，不断提升枢纽经济能级，做大做强空港、陆港、河港及网络节点，精准招引国内外枢纽偏好型要素资源，进一步增强中原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同时要重视挖掘本省亿万人口的内需市场潜力，依托超大规模内需优势集聚产业，通过高质量供给拉动消费升级，形成供需协同的增长引擎，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核心支撑。

四是要加快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外围区域转移。国家中心城市在建设进程中都要聚焦城市功能目标定位，不断将一些非核心功能向周边转移，这是避免“大城市病”的普遍做法，也是我们在都市圈建设中推进“同城化”的一个要义，就是说中心城市要通过非核心功能的转移疏解，对周边地区发展产生辐射带动效应。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断缩小中心与外围的发展差距，探索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这也是国家中心城市应该担负的重要使命。

在稳住经济基本盘上挑大梁

记者：以您来看，要真正发挥好国家赋予它的功能作用，有哪些重大方面是必须确保或者说不能或缺的?

陈耀：国家中心城市要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有一些方面是必须要突出的，有一些方面是要守住的，有一些方面是要起表率的，以真正发挥出引领带动、主体支撑和示范效应。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是目前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总方针，在这个方面，国家中心城市要担起重任是毋庸置疑的，中央提出经济大省要在稳住经济基本盘上挑大梁，以国家中心城市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更应当在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中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起到“顶梁柱、火车头”的作用，结合近年来的表现，我想至少在关键指标上要守住底线，在关键环节上要做好表率。

一是在关键指标上要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也就是3个关键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速不能低于全国及所在省区平均水平。在去年的研究中发现，21个特大型城市中有近一半的城市在增长速度中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2022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里面就有7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甚至低于所在省区平均增速，全国平均增速是3%，只有武汉和西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中心城市是代表国家形象、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城市，对它的要求也是更高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高于全国甚至所在省区平均增速，那是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身份称谓不相符的。

第二个关键指标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低于全国及所在省区平均水平。中心城市是人口和经济高度集聚的地方，居民收入水平要高于非中心城市和农村地区，既是增长中心，又是消费中心，因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更高。现在全国这几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提高，过去主要靠投资，消费拉动跟西方发达国家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从30%多提高到50%多，正在逐步提升。目前我国有5个城市在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国家中心城市都应成为国际消费中心，所以，提升消费能级也是对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要求。

第三个关键指标是经济份额不能低于人口份额。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省和全国的经济份额必须高于其人口在全省和全国的份额，如果人口份额很高，经济份额却很低，反映其经济效率低下，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国家中心城市要求的。经济份额一定要高于人口份额，这是一个底线问题。

二是在关键环节上要起表率。首先要在“三驾马车”协同发力中落实好中央关于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特别是要发挥消费能力强的刺激效应。其次是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中，要发挥好节点与枢纽作用，防止出现断点和堵点，体现出特大型城市综合实力强的经济韧性。最后就是发挥好地区比较优势。各个地区的特大型城市要形成奋勇争先的雁群引领效应，东部要起挑大梁作用，中西部特大型城市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东北特大型城市要在全面振兴中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