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问题事关大局，关乎事业兴衰成败，是彰显本色的“窗口”。党员来源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但是党员又是党组织中的一员，党员的言行不但代表着个人，还与整个党的形象和作风密切相连。也就是说，来自人民大众中的优秀分子的党员，他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代表党组织。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对党采取的政治态度，除了通过她的纲领来观察外，主要看其成员的言行尤其是通过党的作风来确定。

　　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执政党作风建设被毛泽东提出。他指出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有些党员经不住糖衣炮弹进攻，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尤其是提出“两个务必”，为党在全国执政打了预防针。其次，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是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为防止腐败，防止腐化堕落，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就被毛泽东在全党推荐学习。之后，在“窑洞对”中，毛泽东更是自信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对执政党以什么作风执政有了深层次的思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的党。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醒全党同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高度的警觉，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况，防止出现作风方面的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随后，《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于1950年5月由中共中央发出，这是作为执政党而进行的自我革命。1951年12月，中央作出了“三反”的决定，紧接着“三反”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怵目惊心的事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就是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比执政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贪污腐化现象的恶性发展将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强调要严格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尤其要严格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而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并毫不留情地打掉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这对于在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激发了党的生机活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考执政党的作风，是防范直接面对的一种可能影响党的性质的危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邓小平明确提出来。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我国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更新，把社会主义观念推向一个新境界。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伴随改革开放给党风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被邓小平鲜明地提了出来。他强调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有明确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他还提出，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实现党内生活制度化，进行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完善党规党法。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等等。如果说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执政党作风建设反映的是我们党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考执政党的作风就不仅仅是一种忧患意识，更是防范直接面对的一种可能影响党的性质的危险。早在1980年，陈云就指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于陈云对执政党作风问题的论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对整党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政策和方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邓小平指出，必须惩治腐败，“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否则就会有失败的危险。要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否则就不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怎么实现呢？就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因此，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尤其是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作风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又有了新发展。这是因为，要防止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影响到党内，就必须监督权力，防止权力延伸到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去，也就是要坚决反对权力腐败。党和国家会不会出现“改变面貌”的问题，的确是与能否坚决刹住这股风有关，这不是危言耸听，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当然，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外部表现，党的作风和腐败是两个范畴的问题，这是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的。但是，反腐败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滥用权力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要继续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作风建设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必须从各个方面把党的作风建设好，否则就难以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此后，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为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被提了出来，这就为新的历史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明确了任务，指出了方向。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变化，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有效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的呼声和新要求。为此，《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于200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发出，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指导。2007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又提出“四个大兴”，明确了作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和“四个大兴”，是对党的作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科学论断，也是对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党的建设。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党风建设上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党的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对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如此，如果在作风上出问题，那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党的发展。因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是把作风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可以说，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实践层面，2012年12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了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和新突破口。之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的开展，使党的作风大为改观，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使党的作风建设又得以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党的良好作风得到持续保持，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之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为作风的持续好转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党的作风建设持续发力，一些作风上的顽疾毒瘤得到有效遏制和铲除。在理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内涵，并对新时代作风建设提出了要求。他指出，“什么是优良作风？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作风问题的实质：“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把作风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来认识，既抓住了作风问题的本质，实现了认识上的深化，也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了逻辑思路。

　　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就必须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也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走向新时代。

　　[作者张荣臣 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