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实现了重大飞跃。一方面，正是列宁领导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正是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不仅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而且高瞻远瞩，从根本上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世界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系统出版，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思想指南。

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深入学习和初步译介

从青年时代起，列宁就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如果说，在1893年春写作的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列宁开始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分析俄国农民的状况，指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农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那么在1894年春夏写作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已经在全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回应米海洛夫斯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这里，列宁不仅多次援引《资本论》中的重要论断进行深入分析，长篇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加以细致阐述，而且对《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均有提及和说明。列宁甚至围绕唯物史观问题论及了当时不为人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可以看出，刚满24岁的列宁已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有了广泛且深入的把握，然而，年轻的列宁并不满足于此，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密切关注着重要理论著作的出版。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列宁不再局限于单纯地研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种俄文译本，而是亲自参与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介和出版活动中。1907年，列宁参与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两个出版项目。首先，列宁校订了《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的俄译本。在他亲笔写作的序言中，列宁谈到，把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汇编成册，就是为了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的生平，而且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其次，列宁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写了序言，他指出，这一文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其中所刊的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从深入学习到亲自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列宁已经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重大理论意义及其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根本推动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整体把握与出版期许

1914年底，列宁为俄国著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了关于马克思的词条，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经典篇目《卡尔·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不仅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作了总体概括和精到评价，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观点等作了详细论述。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末列举了马克思的著作及相关研究的书目。这一书目列表展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系统考察和整体把握。

首先，列宁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了马克思毕生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包括1841年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1842年在《莱茵报》发表的文章、1844年在《德法年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845年与恩格斯首次合作出版的《神圣家族》、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48—1849年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1851—1862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1860年在伦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1864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7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1876年参与《反杜林论》一章的写作，以及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2、3卷。可见，列宁此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特别是发表的著作文章已经有了非常全面的把握，而他对这些重要文献的简要说明亦表明他对之所作研究的深入。

其次，也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列宁在详细列举马克思的著作时，反复提及了一项亟待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在谈到马克思在1845—1847年发表于《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社会明镜》等报刊的文章时，列宁指出，这些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在谈到《新莱茵报》时，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在谈及1854年底至1855年的《新奥得报》、1859年的《人民报》、1861—1862年的维也纳《新闻报》时，列宁亦指出，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没有收集起来，更鲜有出版。另外，列宁还提到，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公告和决议等也没有收集起来。由此可见，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章搜集不全、出版不够、研究不足的现状，从而深切地感受到了文献匮乏所造成的巨大理论缺憾。

对系统搜集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事业的根本推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列宁能够带领苏俄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且使他在历史赋予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全力推动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和出版事业。

首先，创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0年12月，在列宁的主持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决议，建立世界上第一座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并称之为“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的任务”。1921年1月，按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任命自己最为认可的、国际知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专家达·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由此，列宁就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工程奠定了机构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其次，规划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发展战略。早在1921年2月初，列宁便给刚刚履新的梁赞诺夫接连写了两张便条，询问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状况。特别是在第二张便条中，列宁提出了具体的7个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列宁的便条可谓从战略高度为新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出了工作纲领和发展规划。

再次，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献收购活动。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支持突出地体现在文献购买活动上。在现存的列宁与梁赞诺夫通信中有一个生动案例。1921年，梁赞诺夫赴维也纳洽谈著名的毛特内尔图书馆以及格律恩伯格图书馆的收购事宜。然而，由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供的50000金卢布不足，再加上日本大阪研究所的竞买，梁赞诺夫十万火急地向列宁写信求援，希望增加经费至125000金卢布。面对这一巨额资金要求，列宁果断批复：决定增拨75000金卢布。列宁的这一高瞻远瞩和鼎力支持，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程奠定了深厚的资料基础。

最后，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与编纂。1921年，梁赞诺夫从国外初步购回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件。他向列宁写信汇报了文献搜集情况，并随信寄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复制件和拉萨尔书信第3卷的校样。于是，在11月9日写的现存最后一封致梁赞诺夫的信中，列宁谈到自己已经阅读了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书信，并希望梁赞诺夫把恩格斯论谢林的小册子尽快寄给他。另外，列宁提到，梁赞诺夫提出的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以及共产国际的出版工作的建议，将转给政治局委员。可见，日理万机的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情况一如既往地关心，而梁赞诺夫亦直接向列宁汇报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和构想。

总之，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研究，列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从而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而正是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基础，列宁又亲自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系统搜集与编纂工作，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作者：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