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进行伟大斗争贯穿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过程，领导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场铸造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也前所未有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前需要深刻把握这些新的历史特点，才能赢得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才能为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开辟更广阔道路。

       从世情看，这是一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复杂斗争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主要变化就是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这个进程引起了全球文明重心变动、国际权势格局变迁和全球治理规则变革。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中国的体量、制度、文化以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复兴过程会面临极为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和平发展是道路选择。各国发展道路是多样的，和平发展是一种通过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或战争掠夺方式实现发展的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的历史选择和战略抉择。中华文化有以和邦国的历史传统，近代以降中华民族有兵燹不断的痛苦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1954年毛泽东就着眼于发展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科学判断“大战打不起来”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一直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并在政策规定、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上，坚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民族复兴是目标设定。国家是民族的共同体，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强国。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到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再到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法虽不同，但追求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并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更明确分两个阶段进行战略安排和推进。

       以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充满复杂斗争。复杂斗争具有多主体、多场域、多方式、多阶段、多烈度的特点，是非线性开展的斗争形式。中国走和平发展这一非典型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宏大战略目标，必然充满前所未有的复杂斗争。在国际上，由于近代以降新兴国家崛起大都伴随着战争和征服，因而当今世界非常关注中国如何复兴以及复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重复别人的故事”向外扩张、谋求霸权。特别是对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抱有越来越来强烈的警惕和猜忌，频频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屡屡在领土主权、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发难。在国内，处在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因强而骄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因矛盾而畏的信心动摇甚至崇外媚外都值得警惕。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敢于与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主体和现象，在国内外、网络与现实空间等各场域，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以激烈或平缓等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同时要善于斗争，不断提高斗争的能力和艺术，跳出国强必霸陈旧逻辑、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合作和共赢，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从国情看，这是一场以完善制度来弥补治理短板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斗争

       当前，中国正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治理现代化是总目标。“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纵观世界，治理现代化模式虽是多样的，但以制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的治理路径是更有效的。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就是沿着制度治理路径，以完善制度来弥补治理短板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斗争。

       完善制度是基础。制度总是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的，完善制度就是与时俱进地废止落后制度、修改不适宜制度、补立新制度，使制度不断螺旋式向上、向好、向善发展。“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就开启了不断完善制度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掀开了制度建设新篇章，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不断建立、健全。但总体来看，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仍存在短板和不足，还不能完全应对来自国内、国际、经济社会领域以及自然界的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从体系上完善制度，不仅把制度建设列入党的建设，还专门通过一次中央全会对完善制度和治理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都不会再有力量”，法治是制度完善和治理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跟进一步，先后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加快制定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度以法治为保障不断完善，朝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体系的发展，为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治理现代化是目标追求。治理现代化是用制度治理代替人治，通过科学制定制度、严格执行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纵观各国实践，治理现代化不仅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且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共同追求也有一个形成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不论1954年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还是1964年提出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201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是从国家建设角度提出的“偏理工类”现代化。而从国家治理角度提出“偏社科类”现代化，则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从运动式管理到以法制管理，再到依法治国、制度治理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通过一次中央全会确立了治理现代化目标。全新的现代化目标决定全新的推进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完善制度来弥补治理短板和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

       以完善制度来弥补治理短板和推进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历史过程。体系和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也是治理短板问题的主要发生领域，所谓治理短板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目标存在差距。当前我国治理体系短板主要表现为：制度体系不够科学、健全，存在制度覆盖有空白点、薄弱点、重合点，制度之间有不衔接、不协调、不统一等问题；治理能力短板主要表现为：多主体上下联动、左右协调性不足，对象治理不够精细、精准、精深，理念、方法、技术落后等，特别是不按制度、法律办事的治理任性等人治问题突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我国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到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到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充满着与各种非制度化、特别是人治因素的斗争。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就是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和法治框架内，以上率下，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以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强化制度意识，同特权思想、山头主义等现象作坚决斗争；严格执行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同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现象作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同有制度不依、用制度不严、违反制度不究等现象作坚决斗争；高度整合制度，科学修废改立制度，破解制度低效率、碎片化、相互打架等难题，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同时与各种落后的观念和行为等作坚决斗争，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党情看，这是一场以守初心担使命为永恒课题的自我革命来深化血肉联系进而推进社会革命的持久斗争

       当前，作为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我们党正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从领导、执政和治理三个层面，在时间维度上解决如何依靠人民群众长期执政，在空间维度上解决如何通过自我革命兴党强党实现全面领导，在目标维度上解决如何推进社会革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是一场以守初心担使命为永恒课题的自我革命来深化血肉联系进而推进社会革命的持久斗争。

       自我革命是动力源泉。自我革命是党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觉行动。我们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从八七会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延安整风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到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再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纠正怀疑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错误等，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成长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我们党不仅限于专项自纠，而是全面从严治党，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内思想斗争等，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努力建设世界最强大政党，为斗争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源泉。

       守初心担使命是当前党自我革命的内容，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守初心担使命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是让全党对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干事创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作全面检视。守初心担使命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仅限于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我们党守初心担使命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通过守初心担使命走到今天，新时代再出发也必然要继续守初心担使命走向未来。什么时候初心使命淡化了、忘掉了，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党将守初心担使命制度化，让守初心担使命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守初心担使命制度化是深化血肉联系的治本之举。守初心担使命属于思想教育和激励的范畴，体现我们党为人民、为民族奋斗的高度政治自觉和担当。思想治根、制度治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把思想教育制度化是思想激励形成长效的治本之举，不同于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主要以运动或活动方式开展思想教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守初心担使命制度化，构建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持续、稳定地激励党员干部为民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厚植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守初心担使命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是要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来推进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党领导人民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进行社会革命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政治追求，一大党纲就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从那时起，我们党先后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旧社会制度和法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伟大飞跃。从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来，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以守初心担使命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以守初心担使命制度化长效深化血肉联系，凝聚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和无穷智慧，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为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而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一个同忘记初心使命和脱离群众现象作斗争的持久过程。如果忘记初心使命，党就无法深化自我革命；如果脱离群众，党就无力推进社会革命。初心使命是党深化自我革命的永恒课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初心使命和密切联系群众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来，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丧失理想信念、不敢担当作为、放松自我要求等违背初心使命的危险，各种忽视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以及特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贪污腐败等脱离群众的现象仍然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守初心担使命，坚持民之所好好之，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民之所恶恶之，同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作斗争，始终与民同欲，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深化血肉联系，为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支撑和力量支持。

      【作者郝永平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孙林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