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也随之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等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在城市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形成和巩固，为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关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论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的论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论断；等等。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国家最急需的部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认识到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在所有制方面，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认识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发挥按劳分配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还要发挥按要素贡献分配对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激励作用，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其一，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排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干扰和影响，从中国实际出发，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实现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安排的新特点，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助于经济学更好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辩证法色彩的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用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三，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对经济学的真理性进行检验，才能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所有制问题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逻辑起点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随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五，坚持以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统一是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原则。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主观想象，不在于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是否反映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灵丹妙药，脱离实际、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没有生命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紧紧扣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把揭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作为重要任务，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接地气，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内涵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研究新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探索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生产目的的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更充分满足人民在经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深入研究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产业变迁的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新一轮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第四，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揭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