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人口流动量都比较大，社会问题复杂多样，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2025年6月5日，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社会治理工作会议召开，刘宁书记强调扎实推进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可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效能关系社会良性运行、人民幸福安康。因而，不断加强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加强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河南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和资源大省，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人流、物流、信息流集聚，具有体量大、风险隐患多、基础弱等特点。从城乡结构来看，202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9785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5795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3990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22%。根据《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到203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达到72%左右，城镇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因而，河南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户籍人口超1亿，常住人口总量在全国排在第三位，县（市、区）数量多，乡镇街道、村（社区）数量多，较高的人口密度使得资源分配、公共服务供给、城市治理的压力增大，不同区域间资源竞争问题突出。同时，河南作为重要的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既为发展注入活力与创新动力，也引发了诸如留守儿童与老人关爱、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融合与稳定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从社会阶层来看，河南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变化不仅映射出地区经济的发展态势，更与社会的稳定及民众的福祉紧密相连。河南社会阶层呈现出多元化且复杂化的格局，受经济转型、政策导向、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各阶层在财富分配、职业发展、社会权益等方面展现出较大差异。比如，富裕阶层呈现财富集聚与区域分化现象，中产阶层呈现规模扩张与压力并存趋势，新社会阶层作为新兴力量发展迅猛。尤其是“三新”领域数量与规模不断壮大，2025年，全省非公有制企业达287.96万户，占企业总数超九成；社会组织近5万家，从业人员超300万人；新就业群体规模达30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6.2%，逐渐成为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助力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新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相对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活动开展和作用发挥。部分新就业群体存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普通劳动者阶层数量庞大且收入分化较大，尤其是一些传统制造业工人，餐饮、零售等传统服务业从业者学历普遍不高，工作时间长，收入水平较低；此外，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普通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差距较大。由此表明，我省社会阶层构成复杂多样，不同社会阶层在利益诉求、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当这些差异无法得到有效协调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

二、系统把握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聚焦加强社会治理这一命题，唯有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即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增强社会韧性，才能在时代发展浪潮中锚定方向，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河南乃至国家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社会安全屏障。

（一）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健全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层级多、范围广、事务多，需要以党的领导作为主心骨、定盘星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促使其在合理的轨道上平稳运行。一方面，健全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治理工作高效运转。从机构设置来看，河南各级党委成立了社会工作部，同时，省、市、县不同层级还设置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相应的工作专班等，促使社会治理工作有了明确的抓手，有了清晰的职责规范。进而纵向打通省、市、县各层级、管辖治理范围直达村社区；横向与各职能部门统筹资源、分工协作，为省域各层级资源整合与提供服务、利益协调与弥合分歧、风险预防与矛盾化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省现有24.46万个基层党组织、617.6万名党员，4.6万个村党组织、5200多个社区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桥头堡”。同时“三新”领域党建工作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聚焦重点企业、行业和群体，优化党建组织网络布局。在组织管理模式上，积极推行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一体推进的方式，探索出单独组建、行业统建、合作共建等多种灵活有效的党组织组建形式；将分散在新兴领域的党员纳入党组织统一管理，党组织在新兴领域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引导各类社会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二）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增强社会治理的整体性

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在不同治理层级上下功夫，提高社会整体治理效能。就我省而言，社会治理主要包括省域、市域、基层治理三个层级。同时，从省、市、县到乡镇（街道）、村（社区），构建起严密且高效的治理体系。省级层面做好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为全省社会治理明确方向；市级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结合本地实际细化落实省级政策，并对县域治理进行指导与监督；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县级则整合资源，强化对乡镇（街道）的管理与支持，乡镇（街道）直接面对民众需求和社会问题。这些层级在治理实践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近年来河南以“强市域、实基层、精网格”为关键抓手，直指传统治理中“条块分割”的沉疴痼疾，破解层级壁垒，权责不清晰，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行动协调困难等问题；强化市级治理的“枢纽”角色，赋予其更清晰的统筹协调与资源调配权责，有效打破部门壁垒，弥合了层级间的断裂缝隙，使治理力量形成合力。同时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向基层赋予更多资源与权限，让基层治理真正“接得住、管得好”，形成市域“大脑”与基层“手脚”的紧密协作。通过精细网格化管理，使网格成为感知风险、服务群众的灵敏触角，实现治理体系在细微处的全覆盖。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河南通过创新自治、法治、德治与数智治理协同融合方式，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在自治维度，通过完善村民（居民）议事会、社区协商平台等载体，推广“积分制管理”等柔性治理方式，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积极性，实现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法治层面，强化基层立法、执法规范化建设，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施“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并大规模培育“法律明白人”，将法治资源下沉至治理末梢。同时，结合“三零”平安创建，运用法治手段明晰权责，确保服务运行规范有序。德治方面，依托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好人馆”、“乡贤理事会”等载体，开展道德模范评选、乡贤调解等活动，通过价值引导、行为塑造与社会资本培育，降低治理成本，提升社区凝聚力，为精细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与认同基础。数智治理领域，以省级政务平台“豫事办”及“城市大脑”为枢纽，集成千余项民生服务，实现“掌上办、指尖达”。数智治理通过数据整合、流程再造与智能研判，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城市运行态势实时感知、问题智能预警、事件协同处置，更精准定位群众需求，公共服务更高效便捷。河南通过自治激发群众主体活力、法治筑牢制度保障、德治厚植文化根基、数智治理强化技术赋能，有效促进了治理重心下移、资源整合，全面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三、着力探索加强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深刻认识我省社会治理面临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以及河南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需要系统探索并有效落实加强社会治理的科学路径，着力破解治理中的堵点难点，推动治理模式向精细化、协同化、智能化、法治化方向迈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筑牢社会和谐稳定根基。

（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系统性重塑基层治理架构与运行逻辑，提升治理效能。其核心路径在于“五基”协同建设与“四化”水平提升的深度融合，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一是强化组织核心，通过优化组织设置，在农村、社区、园区等基层单元织密建强党组织体系，同时，实施“头雁工程”，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使其成为凝聚群众、统合资源、协调各方的坚强堡垒。二是锻造治理中坚，优化基层干部选育管用机制，注重选拔培养具备法治素养、专业能力、服务热忱的治理骨干；同时，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提高基层干部待遇，激发队伍活力；健全培训体系，提升人员素质，为治理提供人力支撑。三是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党建引领下的议事协商、矛盾调处、应急响应等制度体系，推广“一征三议两公开”“四议两公开”等民主决策模式，畅通群众参与渠道，确保治理运行规范有序、响应灵敏。四是织密网格单元，科学划分基础网格，整合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等信息，推行“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做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推动党建、综治、城管等多网融合，配强专兼职网格员队伍，使网格成为感知风险、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五是搭建智慧平台，构建一体化信息系统和综合智慧平台。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功能集成，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高治理效率，为基层治理提供信息化、智能化保障。进而通过推进“五基”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为基层减负赋能，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目标，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为基层减负赋能，构建减负与激励协同的治理机制，有利于激发基层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一是在减负层面，聚焦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失衡问题，通过清单化管理明确职责边界，避免上级部门随意转嫁责任，着力解决“权小责大”的结构性矛盾；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平台，减少重复报表填报；同时，优化督查考核机制，推行“多考合一”“无感考核”，大幅压缩重复督查，将基层干部精力从迎检“留痕”转向实际服务，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抓落实、干实事上。二是在赋能方面，通过基层赋权与资源下沉，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治理力量下沉、治理保障下倾。统筹人财物的合理下放，强化乡镇（街道）在综合执法、服务供给中的实质权限，推动“权责匹配”；并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各方面、各领域、全过程，以技术工具提升信息处理与响应效率，增强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三是在激励层面，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通过建立差异化考核体系，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成效纳入干部晋升重要指标，优化职级晋升通道。并设立基层干部专项津贴，完善基层待遇保障；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适用情形与程序，为改革探索者提供“安全空间”，保护干部积极性。形成“有为者有位”的正向激励效应，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三）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形成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强调规则之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产生，维系社会稳定秩序。法治作为基础性治理工具，通过构建规范体系、平衡利益关系与保障社会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一是通过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等领域地方性法规规章，为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和规范，确立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和秩序。二是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民众合法权益与促进社会公平。尤其在民生领域，运用法律武器重点保护农民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基层自治方面，保障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依法有序进行，规范基层选举和议事决策程序，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三是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是在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劳动争议、环境污染等民生热点领域的案件，应发挥定分止争、利益平衡作用。四是提供多元化法治化纠纷解决渠道，积极构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司法引领、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第一道防线”作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将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最后，持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不断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是应对社会发展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碎片管理向整体协同的治理范式转变。一方面，加强风险感知与监测预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在自然灾害领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与大数据技术，构建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全面排查地震、洪涝、干旱等隐患，通过历史数据与实时监测相结合，精准定位高风险区域并制定相应治理预案。安全生产方面，构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针对性检查整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建立食品药品追溯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信息真实不可篡改，加大对非法添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生物安全层面，构建生物安全监测网络，评估生物安全风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及时治理。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安全上，运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技术和人工智能安全评估模型，排查网络漏洞、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等隐患，制定安全标准与规范，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另一方面，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基层组织、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共治，构建“一核多元”的治安防控网络；尤其是创新激励机制，拓宽公众风险报告、志愿巡逻等参与渠道，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强化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风险预测预警、资源精准调度，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合行动强制机制。同时，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一村（格）一警”、“警网融合”等机制优势，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严格落实“135”快速响应机制，增加街面巡逻警力，提高见警率与管事率，增强对违法犯罪的震慑力，严厉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者：翟慧杰，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