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但是，乡村振兴是一盘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无论是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还是组织振兴，最终都要依托其主体“人”即维系几千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现代居民来完成。但是，从现状来看，我省乡村振兴中存在诸多“人”的问题：青壮年农民持续流动，“三留守”即妇女、儿童和老的人口结构困扰着乡村振兴；农民群体的利益不断分化、传统农民的“等靠要”、重物质轻精神等观念使乡村振兴难度大。还有热爱“三农”的人才匮乏较为严重，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存在年龄老化、学历低、待遇低等问题也集中突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是乡村而不是农村，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乡村复兴战略的理念、内容和目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我们要复兴的乡村，不再仅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也不再仅仅是农村搞农业的地方，而是市民、农民等各种城乡现代居民很多、传统农民较少，乡村居民收入普遍较高，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的美丽家园，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实现的是“逆”城镇化，是乡村发展的适时转型。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主要原因表现为：

       一、我们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上曾出现一些偏差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城乡关系上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主流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例如，以往有观念认为，城镇化的过程也必然是乡村衰落的过程，不再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农村的人才吸引能力非常有限，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各类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也有观念认为，城镇化的过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农民都进城了，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了，以致一度出现农村衰败现象。这些都是对城镇化的误读误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被征占，资金被抽走，空心化、低收入、高污染等问题在一些乡村越来越严重，日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城市和乡村是命运共同体。城市集聚人口、财富和技术，带动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发展，而农村是生态屏障，为居民提供农产品，传承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城市和乡村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补性。

       二、农民的收入长期普遍不高，乡村没有吸引力

       农民的生活和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核心议题，但是面临的一个难解的困境是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普遍不高。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70元。主要原因是：

       1、我省产业结构不优。农村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协调，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37.8%、60%、2.2%。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协调，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64.8%、1.7%、27.5%、1.8%。粮经饲结构不协调，粮经饲占比分别为65.9%、33%和1.1%。品种结构不协调，高档、优质、专用产品少。

       2、龙头企业不强。龙头企业规模不大，我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250家。经营管理能力不强，47.7%的企业是家族式企业，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能力不足，农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0.9%，远低于工业企业的2.13%。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受经济下行压力和信贷紧缩政策影响，一些龙头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3、农业效益不高。土地产出率不高，我省土地产出率为3590元/亩，远低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农业强省。农业资源利用率不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1，发达国家为0.7-0.8；主要农作物肥料、农药利用率不到40%，发达国家6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6%。高效设施农业发展不足，设施蔬菜面积435万亩，山东设施蔬菜面积超过1400万亩。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不够，大量的农村生态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还处于沉睡状态。

       4、推进力度不大。认识不到位，部分地方把抓好粮食生产和发展经济作物对立起来。各级投入不足，2018年省级财政支持优势特色农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资金仅为3.4亿元，仅占中央资金1/4。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品牌建设等投入不足，市县两级普遍财政较为困难。推进措施力度不够，部分地方工作中没有拿出真招实策，工作研究不足，创新力度不够，落实成效不明显。

       5、我省农村集体经济弱。我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普遍滞后，经营体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一些村既没有村集体企业，也没有集体积累资金。不少产业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主导大于市场调控，从而导致产业发展的潜力不足、持续力不足。比如政府补贴的光伏发电站、种养殖合作社、大型农机具租赁社等，不少都是政府部门统筹安排的，政策依赖性过强。不少群众担忧2020年之后，如果政策发生变化，这些产业是否还会继续做下去。薄弱的产业基础导致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不足。在与村干部的座谈中，他们都高度重视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和治理工作的促进、凝聚作用，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但作为传统农区的村集体几乎没有可利用的土地、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制约了集体经济发展。此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也进一步制约了农村产业发展。调查发现，资金缺乏、贷款不易也是影响农村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穷”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不可能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村就没有吸引力，逆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

       1、有些村支书思想因循守旧。农村35岁以下的青壮年多数在外就业，导致村组干部和党员队伍缺乏后续保障，有的村支部甚至多年不纳新，组织活力和后备力量严重不足，长期选不到合格的村级带头人，进而导致农村党员干部长期在一个位置上，开拓进取精神和推动发展的能力缺乏，在“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上办法不多、能力不足。

       2、发挥政治功能不够充分。有些村党支部没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如何把党的组织优势、组织资源、组织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发展资源、发展力量思考不深、谋划不透，缺少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在群众中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部分村从支部书记到支部委员、到其他村干部，都没有领办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富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甚至有些村委会只管将上级派发的工作任务落实下去，给村民开会商量的都是国家大事，而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村里事，例如路、水、电的维修、垃圾的处理等敷衍懈怠，消极应付。村干部工资收入待遇低，他们大多搬到了乡镇和县城居住，把村干部这一职位完全当成“兼职”。

       3、组织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陈旧。干部拍板多、农民声音少，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和主战作用不够，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四、没有建立完善的吸引“三农”人才的机制

       这些年我们河南也开始加入争夺人才的大战，但吸引的人才大多分流到省会和地级市，能到县乡的寥寥可数。目前虽然大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倡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也出台很多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但很多政策措施要么躺在笼子里，要么执行过程中壁垒太多，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在政策制定后的执行过程中，相应的监管、服务措施滞后，很难与市场形成有效对接，导致一批真正把农业当作自己事业来干的人，愿意搞农业、又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才，例如一些学农的博士、硕士，甚至留了洋回来的农学专家，想回乡创业，但往往由于政策原因，未能长期留在乡村。另外，对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资金缺乏时的借贷环境并不乐观。虽然政策一再提倡要为民营企业优化投资环境，但对于不少欲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来说，家乡的创业环境还不是很宽松。

       五、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亿万农民群众，只有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动手才能创造美好生活，但是，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老年和妇女群体来参与乡村社会常规治理，显然会降低振兴的整体效果。现在农村中还有这样一种群体，承包土地的农户、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户和土地还在耕种的外出务工人员，这个群体处于半流动状态，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村庄在利益上重合度较低，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度不高。乡镇政府和村基层组织在培育乡村自身发展动力上，因为待遇、能力等种种因素，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长期以来农民形成的“等、要、靠”思想的影响，村基层组织很难激活乡村社会，激发农民的主体性。      

      （执笔人：河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 顾绍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