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面临新任务。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而这个新的历史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制的一部分，是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和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所以，我国的城乡关系是否能处理得好，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关键看乡村是否实现了有效治理。而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从当前的情况看，无论是我国还是河南省最亟需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和让现代居民进得来、留得住、沉下去的问题。

        一、青壮年农民持续流动，乡村治理后继无人

41年的改革开放使城市与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流动性显著增强，乡村常驻人口持续减少。河南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这种情况尤为突出。现在很多村庄叫房堵窗，户封门，家家不见年轻人，有的村甚至就剩几个人了，村庄出现空心化。“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很多人在城里买房、生活，与乡村基本割裂，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抛荒、宅基地空置。青壮年农民都流走了，乡村怎么治理和振兴？

       二、“三留守”的人口结构持续存在，困扰着乡村治理

我省青壮年农民的持续外流，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386199”群体即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大多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少、市场信息来源少，增收渠道较窄，留守在家主要是看门护院、种地晒粮，对发展产业、发家致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严重的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引发一些新的社会治理问题。留守妇女通常既要看护孩子又要照顾老人，还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承受着精神和体力劳动的双重压力，再加上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家庭观念不断淡化，导致不养公婆、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有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很多留守儿童因为父母无暇管，老人无力管而沉溺于电子产品等不良嗜好，荒废了学业，沾染了不良习气，引发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社会问题。留守老人大多长期处于孤独无助之中，得不到及时赡养和关爱，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压力。

       三、农民群体的不断分化，乡村社会治理迎来新挑战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青壮年农民的持续流动，强化了农民个体意识，原来同在一个村庄生产生活的农民群体，也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利益分化，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受到侵蚀，集体观念淡漠，公德意识淡化，社会责任弱化，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情社会商品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逐渐解体，乡村违法犯罪活动、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

       四、传统农民的观念风气滞后，乡村治理难度大

       传统农民的观念风气滞后，乡村治理难度大，主要表现为：1、大部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较弱。他们的依赖思想和观望心态严重，存在“等靠要”思想，严重依赖政府，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较差，“政府干、农民看”，“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部分贫困户把贫困当作习惯，主观上或不具备脱贫摘帽的心理准备，或缺少主动脱贫的意愿。2、重物质需求，轻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走过了41年的今天，农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很多村民在红白喜事上乐意大操大办，相互攀比，过度消费，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人情礼金让人“还不起”，但是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村民的文化建设却显得格外吝啬。目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农村的孩子没有受过高中教育。多数农民富了口袋，讲究吃喝玩乐等享受型消费，却不愿充实脑袋。他们非常喜欢省钱，宁肯花时间省钱，也不愿意花钱在省时间、投资自己上。另外，因为农民不愿富脑袋，封建迷信有所抬头，信教的农民也在增多，精神空虚。

       五、热爱“三农”的人才匮乏，乡村治理难以现代化

       乡村社会治理不缺人，但缺乏热爱“三农”的人才和劳动力。这是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的人才支撑。但是，乡村本土实用技能人才的缺乏，自主成长慢，成为制约农民发挥主战作用的重要因素。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有一定生产技能知识、见识以及独到思维的乡土人才不愿留在农村；农民子弟外出求学毕业后，也大多选择留在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就业，人才净流出现象十分严重；农村教师待遇偏低，工作环境简陋，也持续向城镇流动，导致乡村专职教师长期缺乏，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教师更是紧缺，加剧了乡村人才短板劣势；近年来，大学生村官在增强村干部队伍活力、更新村级发展理念、倡导乡风文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真正沉下心去为乡村治理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省虽然是农业大省，但是目前我省农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从20 年前的 6%，已下降到了 1.7%，而且这部分学农的大学生也很少愿意回归乡村。

       六、农村党员干部队伍问题集中突出，乡村治理急需带头人

       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走在前面、冲在前面，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1、村党员干部普遍年龄老化，任期时间普遍长，文化程度大多较低。课题组于今年5月到一地级市所辖的17个乡村进行调研，共发放157份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根据反馈的情况大致可以了解到我省党员干部目前的情况。17个村现有党员1037人，党小组62个。近5年，17个村党员发展数量为91人，入党积极分子115人，党员每年外出务工人数(年均累计6个月以上者) 421人。村党员的年龄和学历结构为：17个村年龄结构为30岁以下121人、30-40岁147人、41-50岁164人、51-60岁250人、60岁以上356人。见图一。

图一

         17个村党员学历结构为初中及以下651人、高中263人、大专、本科122人、研究生及以上3人。见图二。

图二

        村党支部书记的基本情况：17个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在0-10年间为11人、

        11-20年间为3人、21-30年间为2人、31-40年间为1人。见图三。

图三

        17个村党支部书记年龄结构情况：30-40岁2人、41-50岁5人、51-60岁5人、61-70岁5人。见图四。

图四

        17个村党支部书记学历结构情况：初中学历5人、高中学历6人、中专学历2人、大专学历4人。见图五。

图五

       2、部分村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不足、缺乏战略眼光。在农村，一些基层党组织没有正常地开展过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也没有规范教育管理，党员自身也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个别党员甚至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份可有可无，简单地把自己混迹于甚至等同于一般群众，造成党员身份立不起来、党员形象树不起来，致使群众不知道谁是党员，不知道党员和群众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大事难事该找谁、跟谁干。（本文系省社科决策咨询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南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9JC40）

      （河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 顾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