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社共同体：麦作文化视域中乡村社会研究》是国内作物人类学领域首部系统研究麦作文化的专著。该书立足于沁河下游流域的长期田野调查，以小麦的生产和消费为切入点，构建了麦作文化研究的整体性框架。本文从作物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出发，梳理了该书的四大理论突破：其一，实现了从“文化作物”到“作物文化”的研究视角转换，强调小麦不仅是文化塑造的对象，更是文化生成的主体;其二，构建了“生产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社亲文化”四位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框架;其三，将作物传播研究从“物的流动”提升为“文化的传播”，揭示了民族和族群在作物文化传播中的主体作用;其四，揭示了作物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具体路径，形成了“从作物出发，经由文化，抵达社会”的分析范式。该书为作物人类学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重要范例，也为中原农耕文化研究和乡村文化振兴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关键词：作物人类学;麦作文化;村社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来，作物的人类学日益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作物不仅是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物质资源，更是塑造人类社会形态和文化面貌的重要力量。不同的作物在迥异的时空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被不同的民族和族群赋予了多样的符号象征和文化意义。学界对作物的研究，主要关注作物对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形塑，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关系。在作物人类学的研究谱系中，稻作文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学者们对糯稻文化传统、糯稻仪式形塑的地方礼仪、糯稻生产构建的地方性生态、糯稻品种遗传的多样性和地方知识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相比之下，麦作文化研究则明显滞后。尽管中国的小麦种植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麦面饮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普及也已逾2000年，但学界对小麦这一作物的文化研究长期未予重视。正是这一学术空白，构成了《村社共同体：麦作文化视域中乡村社会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年)一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使命。

一、作物人类学的理论谱系与方法论基础

(一)作物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作者在总结学界对作物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作物人类学的学科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作物人类学将农作物视为研究对象，研讨人们在作物的选育、种植、收获、流通、食用等方面的文化内容，重点讨论人们由于不同的作物种植策略而形成的迥异的生计方式、耕作形式、饮食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体系、生态观念、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等。”这一定义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作者将作物人类学从传统农业研究中剥离出来，明确其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定位。作物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作物本身，而是人与作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人类社会和文化。作物是研究的切入点，文化是研究的核心，社会是研究的落点。

在方法论层面，作物人类学研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关注作物种植和消费的实践过程;第二，以文化分析为核心，探讨作物如何被赋予意义和价值;第三，以社会结构为落点，揭示作物如何组织和整合人类社会;第四，以跨学科融合为方法路径，综合运用人类学、农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

(二)水稻理论的启示与局限

在作物人类学的理论谱系中，水稻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参照。2014年，《科学》杂志刊登了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拉赫曼恩团队的文章，主题是“思想教化：大米种植如何形塑心理”。该文将来自中国北方小麦种植区的“北方人”和南方水稻种植区的“南方人”两个群体的社会和心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的水稻和小麦种植区具有不同的文化，进而提出了水稻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三：第一，中国水稻种植区的文化具有东亚文化的几大特点，即整体思维、相互依赖和更低的离婚率;第二，北方小麦种植区的文化则和西方社会文化相像，具有分析思维、个人主义和较高的离婚率;第三，即使现在很多人已经脱离具体的农业生产，但是由此形成的文化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水稻理论用其独特的视角对作物种植与人们社会心理的关系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但该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主要建立在对稻作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之上，对中国华北地区麦作文化的调查并不深入，对麦作文化特质的提炼也并未切中本质。因此，系统开展麦作文化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建构，既是作物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弥补水稻理论不足的研究需要。

二、作物人类学的理论突破

(一)从“文化作物”到“作物文化”的视角转换

本书在作物人类学理论上的第一个突破，是实现了从“文化作物”到“作物文化”的研究视角转换。“文化作物”是将作物视为被文化塑造和赋予意义的对象，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利用和改造作物。“作物文化”则是将作物视为文化生成的主体和动力，关注的是作物如何塑造和规定人类文化。这一视角转换看似细微，实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传统研究中，小麦是被动的被改造对象——人类选育品种、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在本书的作物人类学视野中，小麦是主动的文化塑造者——其生物属性规定了人们的生产节奏，其生长需求催生了水利协作，其消费方式形塑了饮食习惯，其风险特征塑造了信仰世界。农人的文化创造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在小麦生物属性的约束和引导下展开的。人塑造了小麦的种植方式，小麦也塑造了人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是双向互馈关系。

(二)作物文化整体性研究框架的构建

本书的第二个理论突破，是构建了作物文化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作者将麦作文化划分为生产文化、习俗文化、民间信仰文化和社亲文化四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由个体到群体、由村内到村际的完整分析体系。这一框架的创新意义在于：其一，系统性。本书将麦作文化从零散的民俗事象提升为完整的文化系统，展现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生产文化是基础，习俗文化是表达，信仰文化是升华，社亲文化是扩展，四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其二，层次性。书中区分了麦作文化的不同层面，从物质生产到精神信仰，从个体行为到社会关系，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其三，开放性。这一框架既适用于麦作文化研究，也可为其他作物的文化研究提供参考模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亲文化这一维度的纳入。传统作物研究往往止步于村庄内部，关注作物如何影响特定社区的文化形态。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村际关系，揭示了作物文化如何超越单个社区的边界，构建区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作物人类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作物文化传播研究的民族学视角

本书的第三个理论突破，是为作物传播研究提供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关于小麦的传播，学界已有大量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本书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在梳理小麦从西亚向中国传播的历程时，不仅关注考古遗存所显示的时空序列，更关注民族和族群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作者指出，小麦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条重要通道——欧亚草原通道和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本质上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小麦的传播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伴随着民族的流动、族群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作者通过分析遍布于藏彝走廊上的撒面粉仪式，揭示了麦作文化传播的民族学证据——塔吉克族、藏族、土族、彝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撒面粉习俗，记录了小麦经丝绸之路传入后在各地传播的文化踪迹。

这一研究路径将作物传播从单纯的“物的流动”提升为“文化的传播”，强调民族和族群作为传播主体的能动作用，为作物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当一粒作物种子携带着耕作技术、食物记忆和仪式象征等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时，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植物，而是一整套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人与人关系的文化整合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作物传播的本质是文化传播，而文化传播的核心机制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互动与共生。

(四)作物文化与乡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关联

本书的第四个理论突破，是揭示了作物文化与乡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关联机制。作者的核心发现是：麦作文化不仅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表象，更是其深层结构的内在动力。麦作生产塑造了“有机团结”的生产共同体，麦作礼俗构建了“礼馍互联”的生活共同体，麦作信仰形成了“联合祈雨”的行动共同体，麦作社亲建立了“同神共义”的社会共同体。这四个层面的共同体相互叠加、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村社共同体这一完整的乡村社会形态。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书表明，作物文化并非漂浮在社会表层的精神现象，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组织力量。要理解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运行逻辑，就必须理解塑造它的作物文化。这为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从作物出发，经由文化，抵达社会。

结语

《村社共同体：麦作文化视域中乡村社会研究》是作物人类学领域第一部系统研究麦作文化的专著。其从作物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沁河下游流域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构建了麦作文化研究的整体性框架，揭示了麦作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形塑，实现了作物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拓展。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一，为作物人类学提供麦作文化研究的首个系统案例，充实了作物人类学的理论内涵;其二，为小麦传播研究提供民族学人类学的独特视角，深化了我们对小麦传播历程的理解;其三，为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从作物的切入点，揭示了作物文化与乡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内在关联。该书的现实意义在于：其一，通过对麦作文化的系统呈现，为中原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决策参考;其二，通过对社和社亲的深入分析，为理解中原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提供新的认识框架;其三，通过对作物文化变迁的观察，为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可以预见，随着作物人类学研究的持续深入，麦作文化研究将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学术领域。本书作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其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将持续显现。

【作者：陈亮，讲师，西北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代高峰.村社共同体：麦作文化视域中乡村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

编辑：李雯 | 审核：张可垒 李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