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积弊深重，安阳籍官员马丕瑶却在民间留下“马青天”的美名，破解赈灾、清丈、洋务、边防等地方治理难题，被光绪帝赞为“百官楷模”。马丕瑶为官实践的核心，凝结于马氏庄园那副著名的楹联：“不爱钱，不徇情，我这里空空洞洞;凭国法，凭天理，你何须曲曲弯弯。”结合马丕瑶的《约斋铭》、治家实践与施政实绩，探讨其如何将中原耕读文化与儒家伦理转化为具体的为官实践。马丕瑶的一生是对“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家训的践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极具深度的历史样本。

关键词：马丕瑶;晚清;政绩观;廉政

在河南省安阳市西蒋村的马氏庄园，大堂之上至今仍悬挂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楹联：“不爱钱，不徇情，我这里空空洞洞;凭国法，凭天理，你何须曲曲弯弯。”这是晚清官员马丕瑶初任山西平陆知县时立下的为官箴言。马丕瑶(1831-1895)，字玉山，安阳人，自同治元年(1862)考中进士入仕以来，在晋、黔、桂、粤等地任职，卒于广东巡抚任上，始终坚守初心，清廉自守、勤政爱民。

晚清国力衰微、朝政废弛，官僚体系僵化溃败，贪腐徇私、懒政怠政成为官场常态。地方官员大多以仕途升迁、个人利益为首要目标，施政流于形式、脱离民生，苛捐杂税繁重、司法混乱、灾济不力，致使民怨积聚、社会矛盾激化。身处污浊官场，马丕瑶亲眼见证吏治乱象与民间疾苦，深刻认识到吏治清明是民生安定、社会稳固的根本，坚决摒弃利己虚浮的为官思想，确立了清廉务实、以民为先的施政导向。他的为官实践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极致践行，兼具传统民本精神与务实治理智慧。解读这副楹联，不仅解读了马丕瑶个人的为官准则，更是解读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文化密码。

一、约斋修身

儒家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马丕瑶为官之道的源头，在于其深厚的自我修养与独特的家风熏染。

马丕瑶出身安阳西蒋村一个耕读之家。马氏家族秉持“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家风，倡导“一诚包万有，一敬胜百邪”的家训。这种中原乡土社会的质朴伦理，构成了他日后抵御官场诱惑的精神铠甲。他将山西的书房自号“约斋”，取“约束、自律”之意，在此撰写《约斋铭》十二条，作为一生的行为指南。《约斋铭》涵盖“戒色、功名、思虑、笔墨、言语、处家、生业、银钱、享用、应酬、读书、豪情”等十二方面，核心在于“约”与“敬”。他告诫自己：“约约退步想，勿求赢。”这种“退步为赢”理念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式危机感，即通过反思人性的弱点来防止权力的异化。此外，他深谙《易经》，特选《家人卦》作为治家根本。他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吾以此卜子孙之兴替。”将家庭伦理秩序的构建视为政治清明的基础。这种由修身而齐家的逻辑链条，正是儒家“修齐治平”理想在他身上的具体投射。

二、“不爱钱”

“不爱钱”三字，看似直白，实则是对儒家“义利之辨”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马丕瑶将儒家的义利观转化为自觉行动。

马丕瑶出身农家，仕途起步于山西基层，长期扎根偏远州县，亲历基层匪患频发、赋税不均、灾荒肆虐、民生困顿等各类治理困境。初任平陆知县，当地民风彪悍、诉讼混乱、匪患滋生;任职解州期间，恰逢“丁戊奇荒”，全境大旱绝收、流民遍地、灾情惨烈。他任职山西永济县令期间，坚决抵制各类行贿拉拢，直言“人之投吾所好者，必有所为而来，稍中其毒，与饮鸩”。数十年基层历练，让他深刻体悟到，为官不在于朝堂赞誉与职级晋升，而在于百姓安居、地方安定、民生向好。

三、“不徇情”

如果说清廉是底线，那么爱民则是归宿。马丕瑶施政的核心，在于将儒家的“仁政”思想落到实处，不徇私情。

光绪初年，山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史称“丁戊奇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马丕瑶时任解州知州，面对绝境，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粉饰太平或只顾自己，而是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救灾举措。他打破地域封锁，跨省购粮，甚至动用个人积蓄填补亏空，绝不坐视百姓饿死。他推行“任绅、筹粮、审户、分振、弹压、纠弊”的赈灾措施，建立义仓制度，确保粮食发放到困难的灾民手中。他敏锐地发现，饥民暴动的根源不仅是天灾，更是“豪强隐田、赋税不均”的人祸。于是，他在赈灾的同时，强力推行清丈土地，打击隐匿资产、偷税漏税的豪强，实现了“富者多出钱，贫者少出力”的相对公平。

马丕瑶在晚年调任广东巡抚，查明下属官员杨文骏、杨安典贪腐劣迹，然而，这两人是两广总督李翰章的亲信。李翰章正是晚清权臣李鸿章的兄长，还是马丕瑶的顶头上司。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网，马丕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毅然上奏：“二员为通省著名贪劣之员，兵民怨恨，异口同声，不敢稍有徇隐。”最终，涉事官员被撤职查办。

四、务实笃行

马丕瑶坚持务实兴政、实干祛弊的施政准则，坚决摒弃形式主义与敷衍怠政的官场陋习。

针对晚清地方治理的积弊，他每到一处，必深耕实际。针对匪患横行，他肃清治安，还百姓安宁;针对农业凋敝，他编撰《蚕桑简易法》，推广植桑养蚕技术，因地制宜恢复生产;针对司法混乱，他废除“无论案情虚实，先打板子”的野蛮陋习，公正断案。区别于晚清官员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马丕瑶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赈灾结束后，他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建立防灾备荒的长效机制，完善义仓储备;在广西任职期间，他整顿边防，创办机坊，设立官书局，普及农耕技术。他深知，只有建立起稳固的制度基础，才能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五、家风流芳

马丕瑶的儒家底色，不仅体现在个人为官上，更体现在对家族的塑造上。他在庄园内修建“读书楼”，规定子弟年满十三岁，必须上楼读书，楼梯撤去，当日功课不完不准下来。这种近乎严苛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一门双进士，三代五俊杰”的辉煌成就。

长子马吉森是近代实业家，创办安阳广益纱厂，并在保护河南矿权的运动中挺身而出，挫败英资掠夺，体现了儒商“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次子马吉樟，翰林院编修，一生清正，曾任湖北按察使，继承了父亲的为官之道。女儿马青霞是辛亥革命女杰，有“南秋瑾，北青霞”之称，将家产大量捐助革命与教育，践行了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

马丕瑶用《约斋铭》和《家人卦》铸就的优良家风，成功地将传统的儒家伦理转化为近现代的社会行动力。这证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担当精神的人。

六、结语

回望马丕瑶，他那副“不爱钱，不徇情”的楹联，至今仍振聋发聩。在儒家文化的滋养下，马丕瑶以《约斋铭》修己，以《家人卦》齐家，以“仁政”治国，以“国法天理”平天下。他的一生，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最高理想的完整演绎。

在新时代，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与传统复兴时，马丕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历史范本。他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一种活着的、可以指导政治实践的力量。唯有“不爱钱”，方能立身;唯有“不徇情”，方能立信;唯有深植于“国法”与“天理”的沃土，权力才能真正服务于苍生。当然，不容回避的是，他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受时代限制，有其落后的一面。但整体上马丕瑶的为官之道，对当前廉政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冯乐辉，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联体与数智技术双重驱动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25YJAZH248);202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资助性项目“《马丕瑶文集》整理研究”(2025JYQS12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