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的变化革新是阶段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受众都同时获得了新的技术。一方面基于受众媒介技术素养的差异，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融媒体本身就具有多元的媒介形态，这些差异性造成了“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受众在面对多元而复杂的信息时，更倾向于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观照事实。不同媒介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拟态环境，被不同的受众认知，这种相互无法“符合”的事实，往往通过受众的心理需求和事件的内在价值才能统一。“网络让人们更容易获得的是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1] 与传统媒体相比，受众在融媒体中对信息的接受度和注意力更大程度上受到媒介形态的影响。对于正面报道而言，一方面其自身附带的主流价值是统一且多元的、复杂的信息尺度，同时，运用恰当高效的媒介形态进行报道也是正面报道发展的趋势。

一、传播技术变革中的“后真相”

“后真相”这个概念开始被用来描述一种结果，指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对于新闻报道而言，传播技术赋予人们更多样的认识事实的能力，但新闻事实却在这种多样性中被弱化了。

首先，融媒体互动性的特征使受众获得新闻生产的权力，信息把关从内容层面转向了技术层面。其结果是，不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与媒介素养缺失的接收者相互作用，从而造成信息泛滥。“社交平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带来的传播格局的复杂化”。[2]移动互联网增加了融媒体用户的数量，同时参与舆论的公众的整体素养也在下降。很多舆论参与者没有辨别信息真伪的基本能力，甚至在娱乐化严重的信息平台中混淆事实与虚构。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多元事实”遮蔽了“总体真相”的显现。

其次，从正面报道的角度来说，媒体有责任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舆论，塑造媒介环境。舆论引导本身就是着眼于整体而非细节的，但是融媒体技术在大众传播中恰恰在内容上偏好于细节。例如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这种形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剪裁了新闻事件，其结果往往并不是新闻事实的浓缩。在传播实践中，短视频从内容上更多的是戏剧高潮的展现，“趣味性”在新闻价值中的权重大幅增加。

总之，融媒体技术通过显现大量信息的方式遮蔽了新闻事实。受众没有反抗技术的能力，似乎也没有反抗的意愿，而是把焦点从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或情绪宣泄。正面报道需要对这样的传播技术环境做出回应，专业媒体人员需要肩负起调查事实的责任，在坚守新闻伦理的基础上，通过最有效的媒介形态来进行正面报道。

二、如何为主：正面报道的现实困局

“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贯指导方针。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是纸媒还是广播电视，“正面报道为主”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数量比例问题。一方面，从主体的角度而言，传统媒体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通过严格把关的新闻信息完全可以正确恰当地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纸媒的文字形式，还是广播电视的视听形式，新闻产品都是在统一的规范下完成的。传统的新闻产品是专业化的产品，着眼于整体的新闻事实。融媒体传播中，主体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变化使“正面报道为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正面报道为主”不仅是对于新闻传播过程或新闻把关的要求，还应是从传播效果层面折射出的反思。

首先，正面报道面临娱乐信息的挑战。传统广播影视的娱乐在时间和程度上是有一定规范的，一方面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对娱乐节目进行限制，同时娱乐节目的制作成本也要求其必须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播放。因此，受众接受传统媒体娱乐信息是被动的，在时间上受到技术的限制。融媒体传播中，用户生产的模式使娱乐信息的数量大幅增加。同时，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选择信息。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会被动的接受正面报道，这种被动接受的行为在融媒体时代逐渐消失。正面报道和娱乐信息是在一个“买方市场”中竞争的，在正面报道质量平庸的情况下，这导致其受众的流失。

其次，正面报道面临负面报道和虚假新闻的挑战。信息的多元化割裂了正面报道与受众之间的信任。与正面报道相比，负面报道具有天然的“趣味性”优势，负面报道中通常更具戏剧冲突，在价值观念上也往往具有“反常识”的特征，于是负面报道对受众来讲是更具有吸引力的新闻信息。面对内容上的劣势，正面报道必须通过形式上的卓越来弥补。益普索（Ipsos）发布的《2018年全球假新闻报告》中指出，“人们对媒体的信任正在下降，大部分人表示他们经常看到假新闻，而且人们认为媒体上的假新闻正在增长”。[3]正面报道通过新闻事实引导舆论，而虚假新闻对正面报道的损害是直接性的。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相比，融媒体新闻报道或评论的组织生产是以网络热点事件为线索或资料的。基于时效性的要求，面对大量信息，传统新闻生产的深度调查环节缺失。假新闻的传播渠道不仅仅是自媒体，新闻反转也涉及几乎所有的媒体机构。这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娱乐信息、负面报道和虚假新闻的泛滥使正面报道陷入困局，尤其是在县域和农村地区。国家提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是从基层着手解决引导群众的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正面报道拥有了更广阔的媒体空间。而正面报道的进一步发展，其重点在于媒介形态的创新。

三、正面报道的媒介形态革新

正面报道的发展与传播技术的演变有着高度的关联。某种程度来说，正面报道面临的困局恰恰是受众陷入融媒体技术的困局。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从批判的角度阐述了技术对人的异化。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看，只有正确地看待人和技术的关系，人才能从技术异化中脱离出来。因此，正面报道的革新从内容层面上讲要以人本主义观念为主，具体而言，就是尊重新闻事实、坚守新闻伦理。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在技术层面上，需要打造“互联网+正面报道”模式，探索恰当的媒介形态。融媒体传播中，新闻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短视频媒体平台构成了新矩阵，这些媒介形态成为吸引受众的重要因素。

1、移动客户端

基于移动互联网媒体的发展，近几年新闻移动客户端成为中国受众获得新闻信息的最重要方式。2010 年，腾讯、网易等首批新闻客户端试水运作，我国新闻客户端市场迅速发展，不仅成为互联网媒体同时也是传统媒体争相竞逐的方向。[4]2010年以来移动新闻客户端用户不断增长，近几年已经趋于稳定。如下图所示：

图1  2016——2020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及预测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

2019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达6.95亿，预计2020年将达7.24亿，市场潜力巨大。[5]与此同时，近几年增长率在不断下降，这说明新闻移动客户端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方面，新闻移动客户端特别是官方新闻客户端承担更多的正面报道的任务，这就导致相对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新闻客户端对用户的吸引力相对不足。正面报道内容上缺乏创新，未能和其他类型的信息充分竞争。同时，各大新闻客户端之间的竞争导致新闻产品出现同质化现象，报道大同小异。新闻移动客户端同时也存在用户黏性不足的问题，目前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闻客户端，如新京报、经济学人、财新网等，通常发布高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用户目标是非大众化的，这和正面报道的目标受众也有一定差距。同时，部分客户端提供收费新闻服务，这也不利于正面报道的进一步发展。

新闻移动客户端是国家主流媒体和正面报道的官方传播平台，在用户使用规模庞大的基础上，可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在正面报道的使用价值、互动性等方面提高用户的使用意愿，这也与“内容为王”、“以人为本”的行业理念相一致。在正面报道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受众也越来越偏向多样化、互动化题材的内容接触，因此也应当受到重视。

2、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不是严格意义的大众媒体，而是强调社会交往功能，用户的内容生产是基于与平台中其他用户的关系进行的。同时有些媒体具有更强的公共属性，因此具有公共传播的功能。微博是我国最具公共性的社交媒体，它以用户关系为纽带，内容由原创信息和转发信息构成，同时信息具有高度的关联。在这种传播技术的制约下，新闻信息质量的高低通常由信息关联网络的强度决定，这种关系实现报道内容与用户偏好的对接。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微博给高质量正面报道提供了传播空间。

从内容生成的技术细节来看，微博文字内容一般限制在140字以内，这迎合了用户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与此同时，微博多元集成化的媒介形态将文字、图片、视频等融为一体。对于正面报道而言，不同形态需要承担不同的功能。文字既需要承担标题功能，同时也需要充分体现正面报道附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需要通过抽象文字的形式展现。而其他视听语言的形态则承担新闻报道的主体部分，其核心在于视听形式的艺术性，从而调动用户的参与度，增强传播效果。

但微博的技术与价值逻辑对自身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在于它意味着话语权向受众的转移。[6]微博空间是网络化的群体空间，极端意见和表达是其语言特征。正面报道如果缺少足够的技巧和艺术性，就容易被微博平台解构，成为娱乐的对象。因此，新闻产品质量是正面报道传播效果的保障。

3、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新闻具有即时、移动的时空优势，又具有直观性和社交属性来吸引用户，这些都满足了融媒体传播中用户的基本需要。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就是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发布新闻产品。例如抖音短视频平台，就为正面报道的传播提供更便捷的渠道。

短视频平台面向大众，与正面报道的目标受众契合。用户黏性强，符合正面报道价值传播的要求。“在抖音上发布的新闻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在媒体与用户、用户与用户等不同圈层之间实现新闻的实时互动，延伸新闻报道的话语空间。”[7]例如，“人民日报”抖音公众号的粉丝数量过亿，点赞数量超过50亿。短视频平台用户持续地关注新闻议题，与其他用户形成身份认同，网络舆论随之形成。在这个领域中，正面报道的舆论引导是高效的。如果能避免同质化现象，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艺术特性，短视频平台将成为正面报道发展突破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三种媒介形态对于正面报道而言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具有限制作用。总结如下：

表1媒介形态技术特征的利弊分析

四、结论：

从差异上来看，社交媒体相对于其它两种媒介形态来说，可利用的传播语言更为丰富。正面报道可以针对不同的传播内容设计出相对应的传播媒介形态组合模式，更好地发挥净化舆论、正确引导受众情绪、传递主流价值观等作用，实现正面报道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如今，在融媒体时代，技术推动下的正面报道主流媒介形态推动了新闻传播的交互性、公共性，使得传受双方时空界限淡化。从文字、图片、视频等传播符号在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中得以融合，不断创新正面报道的生产模式与产品形态，为促进正面报道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提供技术支撑。（王莹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

[2]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J].新闻与写作，2017(11)：64-68.

[3]益索普.《2018 年全球假新闻报告》[EB/OL]，http:// www.199it.com/archives/775547.html.

[4]王海燕.数字新闻创新的变与不变——基于十家媒体客户端新闻与纸媒报道的对比分析[J].新闻记者，2020(09)：3-13.

[5]艾媒报告.《2016-2020年中国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及预测》[EB/OL]，https://data.iimedia.cn/data-classification/detail/13594952.html.

[6]唐莉莉，杜骏飞.微博崛起及传统媒体话语权重构[J].青年记者，2010(28)：71-73.

[7]张静.资讯短视频发展之路探析——以梨视频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7，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