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连续出台政策，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但就业问题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就业结构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发展过程，地区结构与城乡结构的微小变化，都会迅速引起各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就业风险的产生。从就业群体的角度，本项目主要分析了大学生未就业群体、农村劳动力再就业群体、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群体三大群体。

1.未就业群体的风险

就业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产生和诱发就业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源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策略的不确定性，社会活动及其运动规律的复杂性，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认识及其他方面能力的局限性。就业风险是指促使或引起就业风险发生的事故，增加损失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就业风险源一般分为有形风险源和无形风险源两类，包括社会生产风险、家庭稳定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收入保障风险、人身安全风险、社会保障风险、教育缺位风险等。就业风险的存在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但就业风险的表现形式却有具体性和差异性，就业风险的发生无论是范围、程度、频度还是时间、区间、强度等都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形态，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表现自身的存在。就业风险发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影响力和作用力是复杂的，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风险的强弱、频度及表现是不同的，人们对其产生不能完全了解、全面掌握，对其把握存在一定的难度。

大学生未就业群体、农村劳动力再就业群体、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群体三大群体的就业风险表现为普遍性、复杂性、渐显性、隐患性、扩散性、难控性六个特征，并且三大就业群体表现为一般性、特定性、严重性的趋势。大学生未就业群体与农村劳动力再就业群体在一些城市出现“蚁族”聚居区，婚姻、性和失业危机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他们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生活条件差，加上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滞后，就业、落户、福利等方面遭遇种种现实困难，普遍不愿意向家人透露实情，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精神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非常严重。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大多韶华已逝、健康不再、文化不高，需要自己承担的社保金还在连年大幅度上涨，基本生存条件遭遇极大挑战，他们的子女上学或成家、家人生病就医、住房维修改善等各项必要花销有增无减。导致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群体对当今抱着相当消极的态度，对美好往日的留恋成为他们表达不满的隐微方式。这三大就业群体常常通过互联网宣泄情绪，对社会资源继承仇恨较强，信教人数大幅增加，对现状不能合理归因，导致网络非理性化明显，群体极端化现象突出，意见领袖正在形成，通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互动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改革开放以历史浓缩的方式，用了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本土与国际、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各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民族情绪事件、泄愤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这些社会风险因素一旦与失业群体发生偶合，就会触发成风险事件，将可能发生链式反应，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2.未就业群体的风险传导

尽管就业风险发生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他是可以转化的，如就业风险性质的变化、就业风险量的变化，就业风险的变化主要源于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与结构转变、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等。某类群体的就业风险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会被消除、新型就业风险也会产生。由于社会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存在，导致就业风险在社会内部具有可传导性，就业风险事件沿着利益链，蔓延和传导到社会其他环节上，从而引起社会经济系统风险状态的变化。就业风险的传导过程是不可逆的。就业风险一经传导，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是无法用任何方法去完全复原的。就业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便会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着交换而流动而发生传导。

就业风险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能量，可以在社会内部遵循一定的规律流动和传导，因就业风险事件的导火索而迸发，进而在社会形成传导。就业风险在社会系统中流动、传导，经过一定的传导时间，沿着一定的传导路径到达社会系统的各业务流程和功能节点，并与各功能节点性质相结合，形成不同性质属性的就业风险子系统。在就业风险传导过程中，就业风险的传导、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或者说形式便是耦合。因为社会不同功能节点之间的联系及就业风险类别之间的匹配关系，各种类型的就业风险会依附于各自的就业子系统，相互交叉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大学生未就业群体、农村劳动力再就业群体、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群体三大群体的风险事件引起的社会挫折感和失落感经过非理性传播和发酵，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这种张力在其他社会矛盾的点燃下，最终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形式释放出来，与社会暴力事件有着令人不安的正相关关系，对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重大挑战。三大就业群体的平等就业权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存在就业歧视问题，原有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导致存在就业潜规则，部分体制内就业岗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社会的“萝卜招聘”现象也偶见报端。三大就业群体社会归属感不强，社会安全感和社会认同度低，有一种丧失身份后的茫然，加上生活的窘困、精神的焦虑和可能的社会反叛，正逐步演变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慢慢为流民意识所支配，正出现道德底线的失守状态，三大就业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使得阶层矛盾激增，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本身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就业风险集中释放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社会具有一定的抗就业风险能力，即当社会存在的就业风险在一定的阈值内，可通过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来减弱和阻断社会内部就业风险的耦合集成，使其不能达到阈值，使各就业风险源仍处于独立、静止、局部的状态，就业风险流得不到释放，从而掩盖或缓冲这些就业风险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实质上这些就业风险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消失，只是暂处于隐身或缓慢释放状态。而当社会的就业风险源不断堆积和加重，一旦冲过就业风险阈值或环境中出现诱因使阈值降到当时水平以下冲过了阈值（外界的诱发因素可以降低阈值）时，就业风险源开始由静态转向动态，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形式和强度不断增加，在就业风险梯度压力的驱使下，依附于各种风险载体，沿着传导链，以原有的就业风险表征或耦合突发后新的就业风险形态在社会内部扩散和蔓延。而此时就业风险阈值越高，不确定性的积累越高，冲过阈值后就业风险集中释放的杀伤力便越大。

3.未就业群体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1）抑制和延缓就业风险的迸发释放。因为就业风险因子随着社会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状态的改变而从静止转向动态，最终迸发释放，流动、传导到社会各节点，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可以采取保持社会系统状态、改变社会系统的就业风险承受限度以及改变就业风险流的变化速度等管理措施，抑制和延缓就业风险流从静态转向动态，到最后的迸发释放，使就业风险还没有对社会造成影响之前便被化解，或者延迟就业风险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时间，为社会应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做好充足的准备。

（2）阻断和延迟就业风险的流动传导。当就业风险事件触发时，就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在就业风险传导初期，就业风险流只是处于社会的某个或某几个节点，影响着局部的正常运行，如果不及时对就业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任之发展下去，则会不断深入，开始向社会传导、蔓延，从局部蔓延到整个社会。因此，在此阶段可以采取提高关联节点、流程的抗就业风险能力、堵塞就业风险传导路径、降低就业风险的流动速度等管理方法来阻断和延迟就业风险流在社会的传导和蔓延，尽量使就业风险集中在社会的某些区域，进而努力去控制和消除它，达到使就业风险处于局部状态而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目的。

（3）控制和引导就业风险的耦合。就业风险流在传导的过程中会流向各节点，与之相结合形成不同的就业风险子系统，因社会关联度和就业风险性质间的匹配度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即发生耦合，通过耦合最终导致风险“流量”与“性质”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的整体风险状态。

（作者 王智伟，河南广播电视台网络电视台人力资源部主任，高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