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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

2021-07-05 10:55:59 来源:光明日报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锻造了一系列优良道德传统。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锻造了一系列优良道德传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相关研究领域三位专家深入阐释这些道德传统内蕴的卓越特质,从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先进性三个角度揭示党始终受人民衷心拥护、走在时代前列、勇于自我革命的优秀品质,以期与读者共鸣。

  作者:靳凤林

  中华民族善于从文明的渊源和根柢出发探寻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强调借助历史的客观规律凸现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彰显惩恶扬善的道德光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对其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我们党善于通过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善于运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善于借助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砥砺品格。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风雨历程中不断生成的道德特质是什么?其所砥砺而成的卓越品格是什么?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进步的道德追求之中,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度伦理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根本价值属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理论主张,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性。就道德理论而言,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集中体现在其道德本体论层面,道德本体论主要指涉道德现象赖以生成的基础、本质、特征、功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道德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自然界获取生活用品的艰苦劳作过程中逐步生成的社会意识现象,道德就是用来调节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人们获得利益多少不同、社会地位高低差别各异,逐步形成了维护不同个体和群体利益的义务感、荣辱观和幸福观,最终形成不同阶级阶层的道德标准。其中道德伦理和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始终决定着各种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性质、原则和评价标准,任何一种道德风尚的形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道德榜样类型、道德实践形式才能够发挥出应有的社会调控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还通过其基本伦理原则得以充分彰显。集体主义伦理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它既高度重视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与首要性,同时又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以二者的有机结合为最终目的,在二者不能同时兼顾时,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公平正义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人民性的又一重要支点,中国共产党深刻镜鉴资本主义制度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弊端,始终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视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张通过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来合理调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核心要义是各得其所得和得其所应得,通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分配公平等各种制度正义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真正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奋斗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人民性的最高价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为物役的残酷现实,强调人类必须彻底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发挥每一个体的全部潜能来满足不同劳动的需要;通过不断丰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拓宽人的生活空间和交往范围来开阔人的视野胸怀,从而增强每一个体生命活动的自主性;特别是努力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日臻完美,使每个人的兴趣、性格、气质、智力等获得全面发展,充分彰显每一个体的卓特品性。

  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不仅通过上述伦理原则得以贯彻执行,还不断内化为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一是在持之以恒的明大德中锤炼忠诚品质。即共产党人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二是在日常工作的守公德中大力弘扬担当精神。即共产党人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三是在个人生活的严私德中努力落实干净要求。即共产党人要严格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不断强化政德修养,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倡导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良好家风。

  人民性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发展的道德追求

  如何保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如何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如何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道德追求之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旧中国,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中国人受尽欺压与剥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找到了值得依靠的坚强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为推翻“三座大山”提供了充足的历史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人民群众的道德状况得到重大改善,延安根据地风清气正的精神风貌犹如一巨大磁场,吸引无数热血青年怀揣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理想,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革命道德根基。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如何巩固经济基础,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同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新生政权赢得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之后,通过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进现代工业和国防体系建设,为多快好省地建设“四个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根基,尽管探索之路艰难坎坷,广大人民群众却焕发出当家作主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基本道德规范,全党上下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德风尚,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使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升至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全体人民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不断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大大增强,整个道德领域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人民性的制度伦理保障

  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指制度本身所追求的价值指向及其规约制度主客体关系的宏观和微观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人民性之所以能够贯穿于百年发展的精神追求之中,与其完善的制度伦理保障措施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伦理建设上。

  首先,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据。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坏,评判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具有显著优势,关键是看它的制度构成及其伦理指向是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其次,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伦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证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

  最后,通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因为只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完善,才能充分张扬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取得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效果。同时必须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努力使道德体系同法律规范相衔接,最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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