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目不暇接……这些首先给作家带来认知上的困难，处在这种变化当中的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其生存处境和心境面临着严峻考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的市场化浪潮，让传统的严肃文学日趋边缘化，严肃文学创作者依赖市场生存者寥寥无几，加入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或进入高校，成为严肃文学创作者主要的生存方式。第二，生存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能脱离市场化的大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作家不管出于改善生存境遇，还是追求自我价值更好实现的考量，都势必会与商品市场经济发生联系，加上环境本身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作家往往在现实生存的逼迫和超越性价值追求的挣扎中，无法更好地安妥身心。21世纪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展开的。

这样的严肃文学发展境遇，对于21世纪以来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写作者来说，是普遍性的。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河南文学近20余年的发展，不能不感叹河南作家的创作实力与实绩。几年前，在郑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原作家群论坛上，《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时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的李国平先生曾赞叹河南文学创作队伍的齐整和实力雄厚，老一辈暂且不提，邵丽、乔叶、南飞雁等人，都是中生代和新生代实力突出的代表，更年轻的90后也集群性地涌现。在人才梯队方面，全国其他省份的文学队伍比河南作家更齐整、更壮大的，不多。这也牵扯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21世纪之后，尤其是像今天的时代大环境之下，为什么河南作家始终对严肃文学创作抱有巨大的热情，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

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首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和河南这块土地有关。

地处中原，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自不待言，近现代以来河南还有更特别的一点，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河南因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体系和深固的农业文化积累，总是处在转型导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交锋最前沿。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蒙昧、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家国故事，是其他地域罕有的。仅就21世纪以来的社会生活来讲，李佩甫的《生命册》、邵丽的《金枝》、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乔叶的《拆楼记》、计文君的《剔红》、南飞雁的《省府前街》、李清源的《此事无关风与月》、陈宏伟的《陆地行舟》、赵文辉的《黑羊白汤》等，都是对这种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与折射。这些作品，都直面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这种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是沉重的、痛切的，也是这些作家身在其中，与之相生相伴、水乳交融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历史和生活及其所激发的情感和思考，是游戏的文学、消遣的文学不愿承载、也无法承载的。

其次，应该和河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关。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有悲天悯人的忧患情怀。河南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有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从整个民族来讲，远可追溯至诗骚、司马迁、杜甫、白居易、辛弃疾、岳飞……现当代以来则有鲁迅、茅盾、巴金、柳青、路遥……近百年来河南涌现了徐玉诺、冯沅君、于赓虞、师陀、苏金伞、姚雪垠、李凖、李季、魏巍、南丁、张一弓、乔典运、田中禾、刘震云、李佩甫、周大新、刘庆邦、张宇、邵丽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可谓源远流长。河南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队伍，是“生于忧患”故心忧天下和黎民苍生的文学集群。他们深深扎根大地的创作姿态，不仅是主动的艺术道路选择，更是置身的土地和历史的天然血脉养成。这也影响了更年轻的后来者。乔叶曾谈到，早年很不愿意别人给她贴上“河南作家”的标签，但随着年龄增长却越来越认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有些东西是血脉里流淌着的、挥之不去的。像梁鸿、周瑄璞、计文君、张惠雯、方丽娜，这些由河南去往省外或海外的作家，像智阿威、小托夫、维摩、丁奇高、李知展（寒郁）等80后或90后作家，他们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远离了传统中原乡土生活，但其创作仍然保持了传统河南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风貌和品格，除了这块土地特有的历史和现实必然之外，应该还与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清晰，但实际上一直潜移默化发挥作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关。

现实主义的河南文学传统如果说忧患、悲悯、写实是其基本特征的话，新世纪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也面临着创造养育与新生。整个现实主义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整体性地发生嬗变。陈忠实、贾平凹、张炜、莫言等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边界。河南作家在这方面相对保守，老一辈的40后、50后，中生代的60后、70后，以及新生代的80后、90后，很多还是以比较典雅正规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为主。

如前所述，这可能和水土有关，和传承有关。但河南这块土地其实也并不缺少“异类”——李洱、墨白带有先锋意味的小说，田中禾带有抒情气质和实验色彩的历史反思之作，冯杰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象的“北中原”书写，都是河南这块土地上开出的有些异质和异样的花朵。或许，他们的这种异质性更多的不是来源于土地，而是来源于知识以及更加个人化的命运和生活。但他们仍然在现实主义文学未来该如何创造养育和新生方面，带来有益的启示。

当然，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从大方向上来说，并不一定非要走创造和新生的路，因为创造和新生其实很多时候本就内含在历史和传统之中。刻意化地追求，反而常常是南辕北辙。对于21世纪河南文学的后来者来说，“五四”以来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其实就是其一直所依凭、所深植的土壤。这片土壤是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实共同酿就的，是其血脉和母土。我们不必厚古薄今，更不必贵远贱近，21世纪的河南文学立根自身所具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便在这样一个严肃文学有所边缘化的时期，也一定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