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娲神话的抟土造人与炼石补天两大母题在南太行地区经历了充分的地方化，其传承可分为口头型、仪式性与习俗性三种相互关联的生活化传承方式。口头型传承以日常“说古”为载体，在讲述中完成乡土释源与知识生产;仪式性传承以庙宇空间和祭典展演为依托，使神话叙事获得制度性空间和周期性重演;习俗性传承则将女娲创世功绩沉淀为饮食、婚育、禳灾、丧葬及村落结社等生活实践，持续生产乡村秩序。因此，南太行女娲神话正是通过日常言谈、庙宇仪式和婚丧习俗等生活实践被持续讲述、展演和内化，进而完成知识生产、秩序解释与身份认同建构，这也是其传承千年而弥新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南太行;女娲;神话;传承

一、引言

女娲神话是中华创世神话的核心组成部分，以抟土造人与炼石补天两大母题构成其叙事主干。在南太行地区，这两个故事有着更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更多元的表达形式。当地流传的女娲抟土造人故事，不仅交代了人类的起源，还解释了人们富贵贫穷的根源;女娲炼石补天故事则讲述了女娲抗击洪水、恢复天地秩序，从而拯救人间的事迹。因为女娲对人类的创生和拯救，民众对女娲的崇拜延续至今。在这一地区，民众对女娲有着多样的称谓，如娲皇、娲娘、奶奶、广生娘娘和圣母等等。

南太行女娲神话的传承呈现点面结合的分布格局。这一分布格局呈现为三个相连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圈。首先，以河南省济源市邵原镇为核心，涵盖晋豫两省交界处的王屋镇、下冶镇、蒲掌乡、英言镇和横河镇等地，形成女娲神话的活态传承圈。其次，以山西省洪洞县侯村女娲陵庙为中心，辐射周边村镇，并与吉县、霍州市等供奉女娲的系列庙宇连点成线，形成女娲崇拜信仰圈。再次，以河北省涉县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覆盖娲皇庙、奶奶庙和相关村社，形成条带状女娲根祖文化圈。这些散布于民间的女娲神话故事和女娲崇拜的活态传承，之所以能延续千年，均指向系统的生活化传承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以口头型传承、仪式性传承和习俗性传承为特征。

二、口头型传承：日常说古中的乡土释源

女娲神话以说古的方式活在人们的日常言谈之中。其一，讲述的人群。女娲神话的讲述者多为地道的农民，以文盲居多，或识字有限，操方言土语。其分布也不限于一村一镇。邵原镇附近的村镇皆有各自的口传版本。这些讲述者不具备任何文本权威，始终依靠口耳相传。其二，讲述方式的演进。2001年起，女娲神话故事被系统地采集并进行文字记录。2005年12月，收录创世神话的《解读邵原》一书，被本地中小学作为校本教材。2006年，邵原镇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神话之乡”;2008年，邵原神话群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纳入国家制度化保护范围;此后，展示馆、传习课堂、影像录音与文旅讲解相结合，把女娲神话的讲述搬进展柜、课堂、镜头与景区。其三，口头传承的特点。女娲神话的口头传统是韧续和层累的。女娲神话经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和岁月更迭，通过代代乡民的口口相传，坚韧地延续了下来。同时，讲述者代际的传承并非简单地复刻，而是在不断地追加和丰富内容。女娲故事的口头传统不是文学的残留，而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乡土知识生产。

女娲神话的在地化叙事具有乡土释源的功能。女娲神话在南太行的山水间经历了充分的地方化，其叙事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然地理、社会现象和人的本质的释源。第一，神话与自然地理的附着。南太行的山水几乎嵌进了女娲神话的各个场景。如邵原镇周边的灵山倾斜，传说被共工撞歪，称“不周山”，黑龙山之东的药柜山又名鳌背山，其山顶有女娲的“补天台”，左右石崖即抟土造人的“娃娃崖”，山右河谷古称“银河”，周边河谷与山上遍布着“五色石”。人们在一代代的讲述中，把女娲神话故事融进了山水。第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对于贵贱、残全和婚配等问题，人们把其追溯到女娲造人时的手法或意外。比如，人们富贵贫贱的根源在于女娲亲手捏制还是用藤条抽甩;婚配的不如意源于女娲造人时天气突变引发的慌乱错配。第三，对人的本质的解释。女娲神话亦回答了人是什么、魂归何处的问题。由于大部分人是由女娲用藤条甩出来的，所以当地人至今仍自称“草木之人”。由于人是由黄土制成的，所以人的灵魂来源于黄土。当地仍保留有对受惊而哭闹不止的孩童进行抹土叫魂的仪式。可见，人们对女娲神话故事的口头讲述和传承，并不是在回忆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是在借故事去理解自身、解释自身。

三、仪式性传承：庙宇空间中的仪式展演

庙宇是女娲神话从口传走向民间信仰的空间依托。在南太行地区，存在多个崇祀女娲的庙宇群。首先，涉县娲皇宫庙宇群。涉县中皇山娲皇宫，被誉为“华夏祖庙”，是我国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影响范围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其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其次，洪洞县女娲陵庙庙宇群。洪洞县侯村女娲陵庙，是宋代至清代国家官方祭祀女娲的本庙和正庙。在女娲巡游的各个节点，分布着具有行宫功能的庙宇。此外，上党地区亦存在供奉女娲的庙宇群。这些庙宇多为数村共建和共祀。庙宇把神话叙事转换为具象的朝拜对象，以塑像、碑刻和庙会等持续回答“女娲是谁”的命题。因此，这些庙宇不仅是民间信仰的空间，也是村际社会组织的节点，形成南太行地区极具特色的区域信仰空间。

女娲祭典表现为高度仪式化的展演。南太行民间对女娲的祭祀，以诞辰庙会与春秋祭祀为主。涉县娲皇宫每年三月初一至十八举行庙会，以纪念三月十八女娲诞辰，吸引晋、冀、鲁、豫四省群众前来朝拜。涉县女娲公祭大典始于汉代，盛于明清，并在2003年得以恢复，于每年9月举行。洪洞县侯村则将三月初十定为娲皇诞辰日，举行7天的大型庙会，并举办恭祭娲皇大典。在庙会期间，两地均有大型戏剧展演，称为赛戏。涉县赛戏被记载为“祭祀女娲和山神的古老原始戏剧”。在大型祭祀仪式之外，还有乡民的求子仪式，如涉县娲皇宫的拴娃娃求子、洪洞县侯村的刨娃娃求子、邵原娃娃崖的石娃娃祈子等。这些祭典、娱神戏剧和民间仪式把女娲神话故事转化为可观看、可参与的仪式表演，是神话从讲述进入展演的关键中介，呈现高度的仪式化和社会化，至今仍依附于庙宇祭祀和庙会活动。

四、习俗性传承：生活实践中的乡村秩序

女娲崇拜形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在南太行地区，女娲崇拜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一，女娲抟土造人催生系统的黄土崇拜。济源市王屋山区的炒土馍和山西长治、运城的炒粸等特色小食，均以当地的高岭土为原料炒制而成。人们认为这种食品可健脾助消化，可缓解离家后的水土不服。此外，人们在婚礼中将土块放置在婚床下，寓意新人早生强壮的孩子。其二，女娲补天的仪式遗存。若夏秋季节碰到连阴雨经久不停，民间俗称“天下塌了”，家中年长女性便手握木棒槌立于院落正中，高举过头的同时唱“棒槌棒槌顶当院，今个不下明个晴”，模拟女娲补天。此外，民间有每年二月二以草木灰围墙根的习俗。其目的是防水护宅，与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文献记载相呼应。可见，从饮食婚育到护宅祈安，女娲神话已沉淀为可操作、可传授的生活习俗，在日复一日的身体实践中获得持久传承。

女娲崇拜亦形塑着乡村社会秩序。在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不仅形塑家族内部的承继规则，也嵌入跨村落的组织伦理。第一，以女性立祖的丧葬传统。该地的丧葬中至今仍保留以女性立祖的传统。即一个家族以女性长辈来立坟，即使是迁坟也遵循这一传统。在一个家族需立新茔地时，入葬的第一人必须是女性长辈，男性祖先先离世则须寄殡，待祖坟立好后方可入葬。人们认为男性没有生育能力，以女性立祖坟，则可保障后代延续。这一习俗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可谓女娲崇拜的社会活化石。第二，以社为纽带的伦理约束。在涉县娲皇宫庙会中，社是地方百姓参与女娲祭祀的基本组织单位。周边村落组成“七道社”来组织庙会和祭典。其对村民上社有明确的禁忌：家庭不团结、夫妻离婚、不孝敬父母者不得参与。女娲祭祀成为家族伦理和社区秩序的一种确认机制。由此，女娲崇拜成为维系南太行乡村秩序的一种生活化制度资源。

五、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南太行女娲神话生活化传承呈现三个特点：第一，口头型传承使女娲神话在日常传承中进行持续的知识生产和乡土释源;第二，仪式性传承使女娲叙事获得制度性空间和周期性重演;第三，习俗性传承使女娲创世功绩转化为可执行、可传授的生活技术与宗族和村社规约。从日常听古到庙宇拜祭再到社会习俗，女娲创世神话完成了从公共叙事到社会日常实践的沉降。南太行的女娲神话传承，是通过日常言谈、庙宇仪式、婚丧习俗等生活实践进行持续讲述、展演和内化，进而完成知识生产、秩序解释与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这正是女娲神话传承千年而弥新的根本所在，也是生活化传承这一模式的完整逻辑。因此，非遗保护更要保护讲述者、庙会空间和社会习俗等日常实践，避免女娲神话被展演化而脱离生活。对女娲创世神话的研究亦应回归生活化的体验与仪式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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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高峰，讲师，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民航学院。本文系2024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南太行地区创世神话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XWH282)】

编辑｜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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