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8年至1953年是波多黎各政治地位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兴起了非殖民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民族主义者于1950年发动起义,并期待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岛上的统治政治力量共同利用《第600号公法》(1950年)以及1952年自治邦宪法,将波多黎各地位之争引向一种以自治而非主权为特征的宪政解决方案;这一框架随后于1953年获得联合国承认。应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如果简单地断言独立运动失败,就会遮蔽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1950年前后,与独立相比,自治邦模式对于国际社会、美国政治人物以及当地民众而言,显得更加可行、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引言:不是独立的失败,而是独立被塑造成不可行
1948年至1953年是波多黎各政治地位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兴起了非殖民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民族主义者于1950年发动起义,并期待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岛上的统治政治力量共同利用《第600号公法》(1950年)以及1952年自治邦宪法,将波多黎各地位之争引向一种以自治而非主权为特征的宪政解决方案;这一框架随后于1953年获得联合国承认。应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如果简单地断言独立运动失败,就会遮蔽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1950年前后,与独立相比,自治邦模式对于国际社会、美国政治人物以及当地民众而言,显得更加可行、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本文认为,1952年的自治邦并非独立运动失败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替代性非殖民化”(alternative decolonization)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三股不同力量在同一历史时刻展开的政治竞争:
美国视角:通过制度化的宪法程序,设计出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在这一节点上可以宣布“自治政府”已经“完成”(《第600号公法》→1952年宪法→联合国大会第748号决议),从而在不放弃最终主权控制的情况下获得国际合法性,并避免全球反殖民浪潮不断增加的公共压力。¹
民族主义者视角:将殖民问题塑造成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危机,并试图通过武装起义以及围绕政治犯形成的叙事使问题国际化,以争夺对“暴力”“合法性”和“自决”等概念的权威解释权。²
州地位支持者视角:将其政治目标定义为获得与美国公民身份相联系的平等权利,同时争取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将宪法起草过程视为推动州地位目标的战略工具,从而把自治邦进程定位为比独立更现实的未来道路。³
一、美国视角:将殖民争议重新界定为合法的制度性纳入
1950年前后,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的核心挑战并不是是否给予波多黎各独立,而是在冷战与全球非殖民化的具体背景下,如何维持对波多黎各政治地位及治理结构的最终控制,同时获得足够的国际合法性。在《Almost Citizens》中,Erman指出,1898年以后,美国逐渐发展出一种特定的制度技术:将公民身份和权利与州地位相分离,从而长期维持领土关系。在结论中,他强调所谓“领土非合并原则”(doctrine of territorial non-incorporation)将这些要素“拆分开来”,确保“归化并没有使波多黎各人更接近完整的宪法权利以及最终的州地位”。⁴
通过这一逻辑,可以理解《第600号公法》和1952年宪法所提供的基础框架:美国可以提供一种具有“自治政府/类似契约”外观的制度性地位,却不允许这一地位自动导向主权平等或州地位。
1)《第600号公法》:将“自决”转化为对法令与制宪程序的接受
1950年《第600号公法》最引人注目的修辞,是将自身描述为一种“经同意而实行的政府形式”(government by consent),并称其“具有契约性质”(in the nature of a compact)。该法案规定,美国“充分承认经同意而实行政府的原则……以具有契约性质的方式通过本法,使波多黎各人民能够依据其自行通过的宪法组织政府”。⁵
从字面上看,“同意”和“契约”的语言将波多黎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塑造成一种类似于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协商的协议。然而,该法案同时表明,最终的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第二条规定,该法必须交由公民通过公投“接受或拒绝”,只有通过之后才能召开制宪会议;第三条则规定,总统首先审查拟议宪法并将其提交国会,而且“经国会批准后,该宪法方可生效”。⁶
这意味着,所谓人民意愿的表达,实际上仅仅意味着接受或拒绝《第600号公法》本身,而不是在独立、州地位或自治之间对政治地位进行实质性的选择。此外,宪法最终能否生效,也受到总统审查和国会批准的控制。从本质上说,《第600号公法》的制度功能并非促成不同政治地位之间的主权选择,而是将殖民争议引导为一种程序性实践——把“自治邦”地位转化为一个可以逐步推进的政治里程碑,并在特定节点上宣布这一进程已经“完成”。
2)1952年宪法:将“联盟/契约”嵌入自治叙事,以获得国际承认
1952年自治邦宪法进一步将《第600号公法》最初提出的“协议/同意”修辞内化为波多黎各自身的政治叙事。宪法序言明确指出,这一政治构造存在于“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联盟之内”。⁷ 此外,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自治邦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依据“波多黎各人民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所达成的契约的条款”行使。⁸
由此可以看出,自治邦在文本上被构建为一种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治形式;这种文本化的自治叙事,为1953年联合国大会第748号决议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国际合法化提供了直接依据:联合国决议第二条宣称,波多黎各人民“通过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已经取得一种新的宪法地位”;第三条将其称为一种“相互同意的联合”;第六条则宣布波多黎各不再是殖民地。⁹ 随后,第748号决议又将这一过程重新叙述为“自由和民主意愿的表达”,从而缓解了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给美国带来的压力。
因此,这种“替代性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主权的转移;相反,它是一种通过程序操作和修辞框架获得国际承认的“殖民化”过程。
二、民族主义者视角:国际主义想象、政治犯叙事,以及对“安全化”的反击
与美国的“殖民”思维相对,民族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在Materson的《La Princesa》第六章中记载,民族主义党领袖Albizu Campos明确拒绝将《第600号公法》视为可以通过投票击败的制度,而是呼吁进行武装抵抗:应当“不是用他们的选票……而是通过武装叛乱”来对抗这一进程。¹⁰
起义爆发后,暴力迅速升级:国民警卫队出动战机轰炸Jayuya和Utuado镇,同时展开地面行动,其中包括在Utuado进行的即决处决。¹¹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所谓“安全化”(securitization)实际上是一种军事镇压策略,其作用是将反殖民起义重新界定为单纯的“内部公共秩序问题”。
首先,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想象。Materson指出,一些民族主义者“或许过度相信联合国”,认为公开抵抗将迫使联合国要求结束美国统治;¹² 然而,“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民族主义者希望国际视角能够促使联合国干预,但联合国最终支持了“自治邦”的叙事。
一份在纽约散发、旨在声援政治犯的传单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国际化战略”:传单强调,活动人士有意识地决定用“国际性的语言”来描述波多黎各发生的事件,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把袭击总统官邸作为进入“国际论坛”的“垫脚石”。¹³
此外,该传单将案件描述为“一个政治案件……一个政治犯案件”。¹⁴ 在这里,“政治犯”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附带性的修辞,而是争夺事件合法解释权的核心战场。当国家将民族主义活动定义为犯罪行为或恐怖主义威胁时,“政治犯”叙事试图颠倒这一框架——将国家暴力解释为殖民压迫,并将活动人士塑造成为了维护自身民族存在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人。
在讲述Ruth Reynolds被判刑和监禁的经历时,Materson详细说明了民族主义者在争夺叙事控制权时所面临的严重不利条件。1951年9月7日,圣胡安一名法官以“密谋推翻波多黎各政府”的罪名判处Reynolds两至六年苦役,并将她与1950年起义及刺杀总统的未遂行动联系起来。¹⁵ 她后来在狱中记录自己遭受的虐待;由于担心发表这些记录会被认为“疯了”,她的律师Lynn对她说:“那么Albizu Campos就是对的。”¹⁶
这一事件说明,殖民力量治理反对运动的方式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选举程序,也包括通过监禁、酷刑和污名化来削弱反对者的可信度。因此,民族主义者必须主动争夺叙事控制权,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并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利用国际压力帮助实现独立。
三、州地位支持者视角:权利平等、渐进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宪法的“解释空间”
对于州地位支持者而言,他们的政治愿景并不是革命性的断裂,而是权利平等和制度渐进主义:他们设想的未来,是完整的美国公民权利、更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及一条通向州地位的现实道路。正如《制宪会议提案与决议》(Proposiciones y Resoluciones de la 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所述,州地位党的1951年8月5日指示要求,宪法起草应成为引导人民“走向美国公民身份的平等,即走向州地位……我们接受参与……其目的就是推动我们的理想”的工具。¹⁷
由此可见,州地位支持者的政治目标是权利平等,而不是主权意义上的断裂;他们将宪法视为推动州地位理想的工具。
与此相对,宪法序言和第一条强调“联盟/契约”,这一点吸引了州地位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主张进一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然而,正如Materson所记录的,制宪时期的政治环境具有监视、骚扰、反对派抵制以及低投票率等特征,这充分说明这种语义上的重新定义并不完全是自由开放辩论的产物。
Materson指出,在选民登记阶段,自治邦地位的支持者将登记率描述为“民主战胜恐怖主义”的胜利。《纽约时报》则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开枪打出预期的选票,而不是子弹”,Muñoz Marín则将其描述为对“匪帮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民主回应,并主张波多黎各不是殖民地,而是一种可以适应北美模式的新型政府形式。¹⁸
此外,通过统计分析,她发现1951年公投以及制宪代表选举的投票率都明显偏低;PIP在监视和骚扰的阴影下抵制这些程序,最终导致PPD在制宪会议中获得压倒性多数。¹⁹
这些证据表明,州地位派所倡导的“程序性民主政治”之所以取得优势,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务实吸引力,也因为它与美国政治体系具有高度兼容性:两者都强调以“投票、程序、秩序和同意”为核心的合法化政治语言。相比之下,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颠覆性政治愿景,更容易受到以安全为中心的叙事压制。
结论:独立未能实现,是制度、叙事与国际秩序共同塑造“可行未来”的结果
波多黎各未能在1950年前后实现独立,不应被简单归结为“独立运动的失败”。相反,独立之所以逐渐成为一种不可行的前景,是三条政治竞争战线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通过《第600号公法》将“自决”程序化,将“联盟”和“契约”的概念嵌入宪法文本,并随后在联合国大会第748号决议中将这一安排描述为“自由和民主意愿”的表达以及一种“相互同意的联合”,从而转移了全球反殖民主义浪潮所产生的压力。
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围绕武装起义和政治犯形成的叙事,将殖民问题国际化——将这些行动视为通往“国际论坛”的“垫脚石”,并借助“政治犯”这一概念突出其处境;然而,在冷战时期的安全化以及不断自我强化的国际合法化循环中,他们难以找到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
与此同时,主张并入美国的阵营明确将宪法作为实现“平等美国公民身份/州地位”的工具,并通过与自治邦阵营共享“投票、秩序和民主”的合法化修辞,使自治邦成为一种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实现的未来前景,而独立则逐渐失去这种可行性。
因此,1952年自治邦的建立构成了一种“替代性非殖民化”:它在制度层面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表象,却保留了主权上的根本不对称;它通过镇压和安全化边缘化民族主义者;同时又通过联合国框架内的合法化削弱了外部监督。
独立没有发生,并不是历史留下的一片空白,而是一个由制度、叙事和国际秩序共同塑造的历史过程的结果。
【作者简介:王苏豫(2003-),男,河南信阳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学士,香港教育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史,南海历史。】
脚注 / 参考文献说明
1. 美国国会,《第600号公法》,第81届国会,第2会期,1950年7月3日。
2. Frente Unido Pro Defensa Presos Políticos Puertorriqueños(波多黎各政治犯保卫联合阵线),《Oscar Collazo与Griselio Torresola案件》,Richie Pérez Papers,编号RiPe_b24_f04_0006_pg01,纽约市立大学Hunter学院波多黎各研究中心图书馆与档案馆,访问日期:2026年1月23日。
3. Academia de Jurisprudencia y Legislación de Puerto Rico,《制宪会议提案与决议》(Proposiciones y Resoluciones de la 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
4. Sam Erman,《Almost Citizens: Puerto Rico,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Empi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第144页。
5. 美国国会,《第600号公法》,第81届国会,第2会期,1950年7月3日。
6. 美国国会,《第600号公法》,第81届国会,第2会期,1950年7月3日。
7. 《波多黎各自治邦宪法》(截至1970年修订),San Juan,1952年;1970年修订。
8. 同上。
9. 联合国大会,第748(VIII)号决议,《停止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3(e)条就波多黎各传送资料》,1953年11月27日。
10. Lisa G. Materson,《Radical Solidarity: Ruth Reynolds, Political Allyship, and the Battle for Puerto Rico’s Independenc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4,第6章。
11. 同上,第6章。
12. 同上,第6章。
13. Frente Unido Pro Defensa Presos Políticos Puertorriqueños,《Oscar Collazo与Griselio Torresola案件》,Richie Pérez Papers,编号RiPe_b24_f04_0006_pg01,纽约市立大学Hunter学院波多黎各研究中心图书馆与档案馆。
14. 同上。
15. Lisa G. Materson,《Radical Solidarity: Ruth Reynolds, Political Allyship, and the Battle for Puerto Rico’s Independence》,2024,第6章。
16. 同上,第6章。
17. Academia de Jurisprudencia y Legislación de Puerto Rico,《制宪会议提案与决议》。
18. 同上。
19. 同上。
编辑|李雯
责编|张可垒
监制|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