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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对思政教育的影响

2026-08-25 15:43:34 来源:映象网

[摘要] 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地方文化是扎根乡土、浸润人心的基础育人载体,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是破解当前思政教育同质化、空洞化、疏离化困境的关键路径。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发展锚定价值航向、注入时代灵魂,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落地载体、激活内生活力。二者双向赋能、互补共生,能够有效重构思政教育育人体系,实现价值引领、文化浸润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本文立足文化育人基本逻辑,阐释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内在机理,剖析当前融合育人的现实困境,探索二者协同赋能、创新融合的思政教育实践路径,为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摘要: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地方文化是扎根乡土、浸润人心的基础育人载体,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是破解当前思政教育同质化、空洞化、疏离化困境的关键路径。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发展锚定价值航向、注入时代灵魂,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落地载体、激活内生活力。二者双向赋能、互补共生,能够有效重构思政教育育人体系,实现价值引领、文化浸润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本文立足文化育人基本逻辑,阐释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内在机理,剖析当前融合育人的现实困境,探索二者协同赋能、创新融合的思政教育实践路径,为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红色文化;地方文化;文化互动;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先进文化滋养精神、以主流价值引领思想。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光辉历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为民奉献的价值。这些文化是是思政教育最根本、最核心的优质资源,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地方文化是在特定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涵盖地域历史、民俗文脉、乡贤精神、非遗技艺、家风家训、乡土风物等多元内容,具备贴近生活、具象可感、共情性强、传播面广的在地化特质,是基层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载体。

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持续深化推进。传统单一化、理论化、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宏大叙事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割裂、理论讲授与现实场景的脱节,导致思政教育育人效能弱化。推动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深度互动、协同融合,将宏大红色精神融入乡土文化场景,用鲜活地方文脉诠释红色价值内核。这种文化互动不仅能够丰富思政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而且能够增强教育实效性,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当前,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研究与实践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两种文化互动的内在机理,构建科学的互动机制,探索科学化、常态化、精准化的融合育人路径,对提升新时代思政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内在逻辑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并非相互割裂的独立体系,而是相互赋能、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二者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历史传承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文化内涵的关联性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内涵上形成了紧密的互融关系,红色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体现了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与奉献精神,地方文化则凝聚着区域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精髓,展现了乡土情怀、道德伦理与生活智慧,两种文化在精神层面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3]。

地方文化具有自发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积淀了崇德向善、守望相助、坚韧奋进的优秀乡土精神,也夹杂着封建糟粕、狭隘乡土观念、保守固化思维等消极内容,单纯依靠地方文化开展育人工作,极易出现价值偏差、导向弱化的问题。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时代属性。

在二者互动过程中,红色文化发挥着根本性的价值引领作用,能够对地方文化进行筛选、净化与升华。一方面,剔除地方文化中的落后、保守、消极元素,摒弃不符合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内容,规范地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挖掘提炼地方优秀文化内核,将乡贤报国、邻里互助、深耕实干等乡土精神与红色奋斗精神、家国情怀深度耦合,为传统地方文化注入红色基因和时代内涵,推动传统乡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地方文化成为传播主流价值、滋养时代新人的优质载体。红色文化为地方文化注入革命性的时代内涵,而地方文化则为红色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传承基础,这种内在关联使两种文化在思政教育中发挥出独特的育人功能。

(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红色文化彰显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追求,强调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地方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价值观念,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家国情怀等核心价值元素[1]。然而,红色文化的核心是精神价值与理想信念,本质上属于宏大精神叙事,具有抽象性、理论性特征。单纯的红色理论讲授、党史知识宣讲,容易让教育主体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和枯燥感,难以真正入脑入心。地方文化根植于本土、贴近群众生活,是大众从小浸润、耳熟能详的文化形态,具备天然的亲和力与渗透力。

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落地生根提供了具象化载体和生活化场景。本土革命旧址、烈士故居、红色遗址,是红色文化与地方地域空间的有机结合;本地革命故事、老区奋斗历程、乡土红色人物,是红色精神与地方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地方戏曲、非遗技艺、民俗节庆、乡村史馆等载体,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生活化的传播渠道。依托地方文化的在地优势,能够将抽象的红色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可感知的身边故事、实景场景和文化产品,彻底打破红色文化的疏离感,让红色基因真正扎根乡土、浸润人心。两种文化都致力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思政教育实践中,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历史传承的连续性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连续的传承脉络,地方文化积淀着千百年来的历史文明成果,为红色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基础[2]。红色文化在革命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地方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这种历史传承的连续性体现在文化载体、表现形式与精神内核等多个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体系,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育人资源。

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与地方文化的载体支撑,形成了“精神铸魂+场景育人”的双向赋能格局。红色文化解决了地方文化存在的价值不高、导向不明的问题;地方文化解决了红色文化落地不实、传播不活的困境。二者相互融合、双向赋能,打破了单一文化育人的局限性,构建起宏观价值引领、家国乡土共生的文化育人体系,为思政教育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对思政教育的积极影响

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与地方文化的场景承载形成双向赋能的互动格局,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板,在教育内涵、教育表达和教育模式等层面形成显著正向效能,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提质增效、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支撑,具体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深化了思政教育的理论内涵,两种文化的融合推动思政教育从理论灌输转向价值引导,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育体系。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与地方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相交融,构建了系统完整的价值引导机制,通过整合地方红色遗址、革命纪念场馆等文化资源,将抽象理论教育转化为具体实践教学,文化融合使思政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价值引导更加深入人心,文化元素的有机结合增强了思政教育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使教育内容更具生命力与实效性,地方文化为红色文化注入了鲜活的地域特色,使思政教育更贴近学生实际。

(二)丰富思政教育表达

消解思政教育疏离感,推动主流价值具象化、生活化落地。传统思政教育多依托宏大理论叙事开展单向灌输,家国情怀、理想信念、奋斗担当等核心育人内容具备较强的抽象性,与青少年日常生活场景脱节,容易使受众产生认知隔阂与情感淡漠,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育人困境。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深度互动,搭建起“宏大红色精神+本土乡土场景”的转化桥梁,将抽象的红色精神谱系与主流价值理念,具象落地到本土革命遗址、红色人物事迹、地方建设历程、家乡发展变迁等鲜活载体中。依托大众熟知的地域风物、民俗文脉、乡土故事解读红色内核,让遥远的革命历史、崇高的精神品质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共情的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史,有效拉近主流价值与教育主体的心理距离,消解思政教育的空洞感与陌生感,推动思政育人从书本理论走向现实生活,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受众接受度,使教育表达更加鲜活生动,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内容维度。

(三)创新思政教育模式

扩容提质育人资源体系,助力思政教育模式多元化升级。传统单一思政育人模式存在载体固化、形式单一、内容同质化的弊端,而地方文化育人又存在价值高度不足、思想引领薄弱、育人导向零散的短板。两类文化的互动融合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互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思政育人资源体系。在精神资源上,将百年红色奋斗精神与地方先贤风骨、乡土崇德向善、实干笃行的人文精神贯通衔接,形成古今相融、家国一体的精神育人谱系,丰富思政教育的价值内涵与精神厚度;在实践资源上,整合红色纪念馆、革命旧址等红色阵地与地方非遗工坊、乡贤展馆、古村落文脉等乡土场景,打造沉浸式、实景化思政实践课堂;在教育形式上,突破传统单一课堂讲授模式,衍生出红色乡土研学、非遗红色文创创作、本土红色故事宣讲、乡土文脉口述史调研等多元实践形态,推动思政教育从被动理论灌输向主动体验、自主感悟转变,全面提升思政育人的丰富度与实效性。

与此同时,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推动思政教育方式的创新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两种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与智能化呈现,开发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情境教学、体验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多样化教学方法的运用,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增强了教育实效性。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发与利用,促进教学方式从单向灌输向互动体验转变,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格局[4]。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元素的融入使教育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激发了学习兴趣,互动式、体验式的教育方式增强了学生参与度,提升了教育成效,教育方式的创新推动思政教育实现质的提升。

三、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面临的挑战

当前各地积极探索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育人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融合浅表化、资源碎片化、施教精准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思政育人效能的充分发挥。

(一)理论研究机制缺乏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理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对两种文化互动的内在规律缺乏深入探讨,对互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影响因素分析不够全面[5]。理论研究机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框架,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理论研究方法单一,对文化互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研究较为薄弱,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理论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践指导。研究队伍建设滞后,高水平研究人才缺乏,研究力量相对分散。学术交流平台不完善,理论研究成果交流和共享渠道不够通畅。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脱节,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足。这些问题制约了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效果的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维度和具体指标,难以全面反映两种文化互动的实际效果。评价方法单一,对文化互动效果的定性定量评估方法研究不足,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待提高。评价标准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难以客观反映两种文化互动的实际成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不健全,评价反馈对两种文化互动实践的改进和优化作用发挥不充分。评价主体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评价视角,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评价过程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可信度不高。

(二)资源整合平台不足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性规划和深度挖掘。现有资源整合工作过分注重表层形式,忽视了两种文化资源蕴含的深层价值和内在联系。各区域文化资源分散,缺乏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和共享机制,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资源采集、整理和利用等环节缺乏规范化标准。在实践中,两种文化资源开发往往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未能实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多元利用。资源整合过程中对两种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和育人价值挖掘不足,制约了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提升。跨部门、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机制不健全,资源共享渠道不够通畅,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除此之外,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存在明显短板。资源整合缺乏统一的管理平台,导致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低下。数字化平台建设滞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足,难以满足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的需求。现有的一些平台功能单一,缺乏智能检索、分类管理等功能。资源标准化程度不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资源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和整合。平台维护和更新机制不完善,资源时效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平台服务能力有限,难以为文化互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相对落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两种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互动方式相对单一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方式创新不足。传统的互动方式过度依赖展览展示、参观体验等固有模式,缺乏创新性和多样性。互动形式停留在表面层次,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新媒体技术运用不足,互动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受众需求。互动过程缺乏趣味性和参与性,难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互动效果评估机制不完善,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互动方式设计缺乏系统性思维,难以形成完整的互动体系。创新资源投入不足,制约了互动方式的创新发展。这些问题影响了文化互动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中的深层协同机制建设存在明显不足。两种文化资源整合和利用呈现碎片化现象。例如,文化教育部门、高校、社会机构等相关主体职责分工不明确,协作体系不完善,难以形成工作合力。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滞后,信息互通渠道不畅,制约了两种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影响教育效果的发挥。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机制缺乏,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影响了两种文化互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协同工作的评估追踪和反馈机制不健全,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四、深化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系统化互动机制

摒弃简单形式拼接,深耕双文化内在精神关联,实现从“物理融合”向“化学融合”转变。从历史维度梳理本地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红色事件、红色人物,串联地方千年发展文脉,厘清乡土发展与党的奋斗历程的内在关联;从精神维度提炼红色奋斗精神与地方坚韧、向善、报国的人文共性,形成“乡土精神孕育红色底色、红色精神升华乡土品格”的完整逻辑闭环,让双文化融合有根基、有内涵、有灵魂,为思政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内容支撑。

构建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理论研究机制需要系统化设计和制度化保障。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等研究力量,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共享。建立理论研究项目支持机制,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保障研究经费投入。完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建立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衔接通道,提高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创新研究方法,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文化互动的内在规律和作用机制。建立研究质量评价机制,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构建研究成果共享平台,实现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建立研究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升研究水平,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为两种文化互动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方式方法的创新需要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探索多样化的互动形式。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新技术,开发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项目。建立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实现文化内容的智能化呈现和交互式体验。开发融媒体产品,整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增强传播效果。探索情境式、体验式、项目式等多样化的互动方式,提升互动的生动性和吸引力。构建互动式、参与式的文化传播模式,增强受众参与度。设计游戏化、趣味性的互动项目,提高互动的趣味性。开发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形式,扩大互动覆盖面。建立互动效果评估机制,持续优化互动方式。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互动品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互动模式。

(二)建设资源整合平台

统筹整合党政、校园、社会、基层各类资源,搭建课堂、实践、传播三位一体的育人载体。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的资源管理系统。建立统一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分类整理和系统管理。开发智能化的资源共享服务系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资源整合的标准规范体系,规范资源的采集、加工和使用全过程。搭建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资源检索系统,实现资源的精准定位和快速调用。形成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资源共享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建立资源更新维护机制,确保资源的时效性和可用性。开发移动端应用程序,实现资源的便捷获取和灵活应用。设立资源使用权限管理系统,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建立资源质量评估机制,保障资源的质量和可靠性。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资源整合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整合路径。建立资源分类管理体系,按照类型、价值、功能等维度对两种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分类。开展资源普查与评估工作,摸清两种文化资源的家底,明确资源价值和开发潜力。制定资源整合规划,明确整合目标、步骤和方法,形成分阶段、分层次的整合方案。建立资源数据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两种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构建资源共享机制,打通资源共享渠道,实现资源的跨部门、跨区域流通。开发资源应用系统,提供便捷的资源检索和使用服务。建立资源整合标准,规范资源的采集、加工和使用流程。形成资源整合联动机制,推动各主体协同开展资源整合工作。建立资源维护更新机制,确保资源的时效性和可用性。完善资源整合保障措施,为资源整合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三)健全协同育人体系

构建党委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学校主导的协同育人机制,打通育人壁垒。由宣传部门、文旅部门、教育部门牵头,统筹整合红色场馆、非遗中心、学校、社区、乡村等育人主体,统一开展资源普查、内容挖掘、课程研发和活动策划。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协同育人体系的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系统推进。明确政府部门、高校、社会机构等各主体的职责定位和任务分工,建立权责明确的协作框架。构建常态化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协作格局。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统筹推进文化互动工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部署重要工作。制定协同工作规范,细化工作流程和质量标准。建立协同育人项目库,统筹实施重点项目。设立专项资金,保障协同工作开展。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各主体责任意识。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形成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资源和信息的有效流通。开展协同育人实践创新,探索有效的协同育人模式。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评价反馈机制的优化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构建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文化融合程度、教育实效性、创新性等方面设置评价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增强评价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建立常态化的评价反馈渠道,实现评价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反馈。设置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建立评价激励机制,对优秀案例进行表彰推广。完善评价监督机制,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构建动态化的评价调整机制,及时优化评价标准和方法。建立评价结果分析机制,深入挖掘评价数据的价值。形成评价改进闭环,推动两种文化互动持续优化。

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方式的创新性与育人效果的实效性。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思政教育的新要求,必须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价值,构建多元互动机制,创新融合路径,打造特色文化品牌,通过科学有效的互动机制与创新路径,充分发挥两种文化的育人优势,形成协同育人合力,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朱文漪.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色传统文化对江西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影响[J].三角洲,2024,(33):150-152.

[2]罗顺元.桂林“红色+”本地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探究[J].教育观察,2024,13(31):63-66.

[3]岳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N].中国电影报,2024-12-25(011).

[4]张颖.红色文化在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渗透路径探讨[J].大学,2024,(36):105-108.

[5]张丽娜.龙江红色文化融入研究生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J].大学,2024,(36):130-133.

【作者简介:原琳琳(1988-),女,汉,河南焦作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编辑:李雯 | 审核:张可垒 李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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