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风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在精神层面流露出来的气质、气数和气象，所谓“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纵观中国历史，概文风清新质朴，则政事清明务实；文风浮靡夸侈，则世风颓废日下。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同志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始终高度重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卷帙浩繁的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我们试以几篇经典著作为例，探析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为今天以改进文风促实干之风提供历史智慧。

一、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现实中提炼真知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对于毛泽东而言，坚持问题导向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从汨罗江畔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到北宋周敦颐完成从《易经》“阴阳”相对哲学到“有无”绝对哲学的突破；从王阳明讲学虎溪书院，力倡“言必征实”，到陶澍“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古以来，湖湘大地就涌动着“务实求变”的济世传统。源远流长的思想气质，还直接体现在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的谆谆教诲中，体现在湖南一师《教养学生之要旨》“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的明确规定中，几乎处处流淌着关切现实、反对空谈的血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雷激荡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在时局动荡中穿透迷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道，“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诸多疑虑，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因畏惧国民党反动潮流而不敢支持农民斗争，毛泽东毅然深入农村，将写作与思考的焦点锁定在当时中国革命最亟待突破的症结——即农民问题上，判断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二、坚持实事求是，在调查研究中确立坐标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西汉时期，由于经历了焚书坑儒，古代典籍传承工作大量中断，以致出现了不少伪书、伪经。作为当时重要的经学家，河间献王刘德在典籍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态度严谨，取得了很大成就，被班固评价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此作注时，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千百年来，“实事求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之道。1916年到1919年，毛泽东曾寓居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校训自然而然地印刻在他的心中。他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还阅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16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著作。上中学时，毛泽东论商鞅变法的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纵观毛泽东浩如烟海的著作，“实事求是”可谓无处不在，是他展开写作的重要立场。例如，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是国民党新军阀、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对工农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甚一日，“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那么，在四周白色恐怖弥漫、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中国的红色政权又将如何发展？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扎实的、“十月怀胎”般的艰苦调查。针对当时党内弥漫着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学地论证了：军阀割据带来的统治缝隙，红军、游击队、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已使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最终的结论，就是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三、坚持辩证思维，于矛盾分析中校准方向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无独有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可谓无处不在，其核心在于超越非此即彼的片面性，在事物的对立统一和运动转化中把握世界的本质：从《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重要命题，到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经典表述，再到儒家倡导的“执两用中”“通权达变”，都被毛泽东广泛地吸收，成为他写作的重要方法。他经常强调：“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针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从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矛盾因素及其发展变化，不仅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而且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全局与局部……处处充满了辩证法，体现了唯物论；一经发表，便“震动了解放区，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抓住“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将辩证思维运用于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和探索“国家建设”这一新的实践。比如，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他借用老百姓常说的俚语来比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将“对立统一”规律贯彻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之中，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

文风不是小事。历代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注重革新文风、改善语言，以推动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进文风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号召全党同志“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写作风格，不仅要学习他观察问题的锐利视角、分析矛盾的科学方法，更要领悟其中所承载的共产党人独特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将改进文风作为锤炼党性、提升能力的抓手，作为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利刃，在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效的书写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作者：徐世豪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