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学习遵义会议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帮助下，调集百万军队和两百余架飞机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前四次“围剿”都在毛主席的卓越的军事领导之下被击破，此次前来的蒋介石显然憋了一口气誓要将红军一网打尽，为此他不惜调来重兵，由指派下属将领进行不同方向的进攻。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经过一年苦战，仍然未能够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5500人，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我军接连失利，历经规模较大的600余次战役战斗，“湘江之战”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一战。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据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回忆：“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迫在眉睫。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一开始，毛泽东未被邀请参会。后来，在“（朱）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通道会议虽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未能改变战略转移大方向，只改变了战术性行军路线，史称“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会议仍围绕红军的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问题开展争论：博古坚持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及与会大多数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黎平会议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1934年12 月下旬，红军进抵乌江南岸。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湘军、川军、黔军共2个纵队，1个军、10个师旅又6个团，扼险固守乌江天险，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死不认错”地顽固坚持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是按李德、博古的“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去湘西，还是按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实施突破乌江战役？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是遵义会议最直接的前奏曲。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最高“三人团”，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马上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刘伯承同志后来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遵义会议的历史启示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最大特点，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敌我形势和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果断地放弃了预定进攻长沙的计划，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红军由弱变强，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游击战、运动战等一整套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1930年至1931年，领导中央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跨湘赣闽粤四省，鼎盛时期拥有24座县城、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3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党的六大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的具体情况，完全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而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最危急的时刻，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了党内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领导，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二）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走自己的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决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从党的二大开始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像召开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作出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调整和变动，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它的批准。独立自主来自一个意外发生的情况。1934年10月上旬，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两部电台和电信机要人员全部损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全部中断。这样，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终于获得了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对遵义会议当时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这个时机，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一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二是由自己来选择和决定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和模式，而且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不能由别人越俎代庖，也不能照抄照搬任何其他模式。三是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都要把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既加强对外开放，又坚持自力更生。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获得成功。

（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始终维护团结统一、开展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制胜法宝，民主集中制贯穿于遵义会议全过程。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目的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是对黎平会议决议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红军广大干部的共同心声和革命形势的迫切要求。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围绕会议主题各抒己见。绝大多数同志赞同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批评以“瞎指挥”“洋教条”为主要特征的错误军事路线，指出其思想根源就是严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上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当时党中央的每位同志，都能遵守集体的决定。遵义会议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团结，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共同努力战胜了风险和危机，把革命事业引向了胜利的方向。遵义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集体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务，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确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是“顾全大局，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处理党内矛盾”的一次生动实践。

（四） 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维护党的权威和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重要原则和经验。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从建党到遵义会议召开，我们党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但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确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自觉维护核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宏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从容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充分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坚强的战略定力、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高超的领导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两个确立”，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重读那段历史，重温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把握“两个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曹彦鹏  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