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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省际边界区域乡村振兴发展

2020-12-09 17:34:55 来源:映象网

[摘要] 伴随中西方城市新贫困问题的出现,了解边缘群体行为对于有效减贫方案设计至关重要。因为,消除贫困不仅涉及整体性增长和针对性政策转移的问题,还涉及结构性力量的失衡,例如排斥、歧视和剥夺权利;获得服务和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治理缺失和腐败等。

伴随中西方城市新贫困问题的出现,了解边缘群体行为对于有效减贫方案设计至关重要。因为,消除贫困不仅涉及整体性增长和针对性政策转移的问题,还涉及结构性力量的失衡,例如排斥、歧视和剥夺权利;获得服务和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治理缺失和腐败等。在许多情况下,边缘化融合了贫困,歧视和社会排斥;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获得服务、市场和技术的机会等等,是贫困的根源所在。

省际边界区域作为一类受中心城市影响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特殊区域,因边界地区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和文化相通性,而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区域。然而,由于此类地区存在的边缘性特征,工业发展受限,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致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洼地,并陷入“低水平发展的循环陷阱”,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我国14个特困连片地区,有10个处于省际交界地区。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按照《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2015-2020)》中确定的范围,大别山革命老区包括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北省在内的10个地级市61个区县。其中,有26个区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占比43%。

理论上,边缘性内蕴了社会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辩证统一。边缘性的社会维度侧重于人类学解释,例如人口、文化、社会结构,个体或群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并聚焦于社会排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等现实问题。边缘性的空间维度立足于“位置”概念,指向远离发展中心,处于系统边缘或较难融入系统。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指出,一个省的边界地区,很容易因为地理边缘化而导致行政治理和政策治理边缘化,造成与外界的封闭,带来恶性竞争。所以,绝大部分边缘地区发展不好的原因,一是内部行政治理边缘化,包括政策支持边缘化,二是外部邻省之间几个地区相互竞争。

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更解决了长期困扰省际边界区域政策支持边缘化的现实问题。针对省际边界地区这一特殊的区域类型,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仅仅是在“依赖发展”和“不发展”之间进行的选择。新区域主义理论为此类劣势区域的发展提供了第三种途径,将区域发展路径聚焦于“区域财富”的积累上,放在“区域内部力量”的动员和竞争优势上。毫无疑问,脱贫攻坚过程引发了乡村人口、资金与土地等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及发展模式随之多元化,促进乡村发展转型升级与重构进入新阶段。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在于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激发乡村活力、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的新格局。

脱贫攻坚已近收官,绝对贫困消除之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结合现实与理论背景,就省际边界地区这一特殊区域类型而言,应进一步做到:

首先,从边缘性的社会维度来看,应聚焦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紧盯扶贫政策落实。创新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建立完善返贫致贫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突发事件后的逐户逐人逐项排查走访。进一步强化各项扶贫政策的动态管理。应根据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和收入结构变化,在防范返贫风险的基础上,适时、适当收缩部分产业帮扶项目,加强各项措施的动态管理。

其次,从边缘性的空间维度来看,省际边界区域通过调整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演进方向,将形成多要素耦合协调的发展格局,促进乡村的多维度复兴。

具体地,一是要持续推进扶贫产业纵深化发展,夯实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应进一步加强特色产业挖掘、创新村域带贫模式。针对省际边界区域的农业优势,进一步挖掘村域特色产业资源,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管理绩效,优化资金使用,向重点特色产业倾斜。

二是省际边界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科研力量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应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在比较利益选择和优化产业结合的基础上,拓展新的产业空间。

三是创新区域网络协作模式。因资源同质、文化同源,且伴随着城市间对区域中心城市的相互争夺,常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跨区域协同障碍,这一点对弱弱型的省际边界地区而言更甚。新区域主义十分重视学习与创新氛围的作用,认为区域的成果来自集体学习的能力,以及如何透过共同与收集资讯而降低成本。这些能力来自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上,透过地方行动者所产生的网络降低了不确定性。

因此,再区域政策制定中,要实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应推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鼓励群众的创新精神,培育富于创新和变化的网络文化。精准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带了物质环境的变化,而且通过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正在逐渐改变着贫困群体的认知思维,激发了贫困群体的创造欲望,提升着贫困群体的创造能力,形成了良好的精准扶贫秩序,实现了贫困者物质需要与心理(精神)需要的同步满足。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贫困群体的区域身份认同感,而这一区域身份价值的塑造与区域的文化相通性密切相关。例如,在开发利用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发挥大别山精神的文化价值,以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统一。不仅为构筑贫困群体返贫阻断体系,也为省际边界地区创新区域网络化协作方式提供了文化基底。(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阶段性成果)

(龚立新 韩勇 信阳师范学院 大别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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