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西方城市新贫困问题的出现，了解边缘群体行为对于有效减贫方案设计至关重要。因为，消除贫困不仅涉及整体性增长和针对性政策转移的问题，还涉及结构性力量的失衡，例如排斥、歧视和剥夺权利；获得服务和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治理缺失和腐败等。在许多情况下，边缘化融合了贫困，歧视和社会排斥；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获得服务、市场和技术的机会等等，是贫困的根源所在。

省际边界区域作为一类受中心城市影响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特殊区域，因边界地区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和文化相通性，而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区域。然而，由于此类地区存在的边缘性特征，工业发展受限，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致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洼地，并陷入“低水平发展的循环陷阱”，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我国14个特困连片地区，有10个处于省际交界地区。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按照《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2015-2020）》中确定的范围，大别山革命老区包括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北省在内的10个地级市61个区县。其中，有26个区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占比43%。

理论上，边缘性内蕴了社会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辩证统一。边缘性的社会维度侧重于人类学解释，例如人口、文化、社会结构，个体或群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并聚焦于社会排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等现实问题。边缘性的空间维度立足于“位置”概念，指向远离发展中心，处于系统边缘或较难融入系统。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指出，一个省的边界地区，很容易因为地理边缘化而导致行政治理和政策治理边缘化，造成与外界的封闭，带来恶性竞争。所以，绝大部分边缘地区发展不好的原因，一是内部行政治理边缘化，包括政策支持边缘化，二是外部邻省之间几个地区相互竞争。

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更解决了长期困扰省际边界区域政策支持边缘化的现实问题。针对省际边界地区这一特殊的区域类型，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仅仅是在“依赖发展”和“不发展”之间进行的选择。新区域主义理论为此类劣势区域的发展提供了第三种途径，将区域发展路径聚焦于“区域财富”的积累上，放在“区域内部力量”的动员和竞争优势上。毫无疑问，脱贫攻坚过程引发了乡村人口、资金与土地等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及发展模式随之多元化，促进乡村发展转型升级与重构进入新阶段。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在于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激发乡村活力、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的新格局。

脱贫攻坚已近收官，绝对贫困消除之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结合现实与理论背景，就省际边界地区这一特殊区域类型而言，应进一步做到：

首先，从边缘性的社会维度来看，应聚焦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紧盯扶贫政策落实。创新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建立完善返贫致贫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突发事件后的逐户逐人逐项排查走访。进一步强化各项扶贫政策的动态管理。应根据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和收入结构变化，在防范返贫风险的基础上，适时、适当收缩部分产业帮扶项目，加强各项措施的动态管理。

其次，从边缘性的空间维度来看，省际边界区域通过调整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演进方向，将形成多要素耦合协调的发展格局，促进乡村的多维度复兴。

具体地，一是要持续推进扶贫产业纵深化发展，夯实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应进一步加强特色产业挖掘、创新村域带贫模式。针对省际边界区域的农业优势，进一步挖掘村域特色产业资源，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管理绩效，优化资金使用，向重点特色产业倾斜。

二是省际边界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科研力量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应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在比较利益选择和优化产业结合的基础上，拓展新的产业空间。

三是创新区域网络协作模式。因资源同质、文化同源，且伴随着城市间对区域中心城市的相互争夺，常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跨区域协同障碍，这一点对弱弱型的省际边界地区而言更甚。新区域主义十分重视学习与创新氛围的作用，认为区域的成果来自集体学习的能力，以及如何透过共同与收集资讯而降低成本。这些能力来自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上，透过地方行动者所产生的网络降低了不确定性。

因此，再区域政策制定中，要实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应推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鼓励群众的创新精神，培育富于创新和变化的网络文化。精准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带了物质环境的变化，而且通过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正在逐渐改变着贫困群体的认知思维，激发了贫困群体的创造欲望，提升着贫困群体的创造能力，形成了良好的精准扶贫秩序，实现了贫困者物质需要与心理（精神）需要的同步满足。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贫困群体的区域身份认同感，而这一区域身份价值的塑造与区域的文化相通性密切相关。例如，在开发利用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发挥大别山精神的文化价值，以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统一。不仅为构筑贫困群体返贫阻断体系，也为省际边界地区创新区域网络化协作方式提供了文化基底。（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阶段性成果）

（龚立新 韩勇 信阳师范学院 大别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