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表明，一个脏乱差的乡镇要实现质的转变，乡镇党委书记发挥着关键作用。治理乱倒垃圾、进行环境整治;筹集资金修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利用一切条件、消除群体性事件，等等，正是在一件又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中，乡镇政权不断改善着干群关系、逐渐赢得民心。正如该乡镇党委书记讲，乡镇一级落实党中央的进行伟大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与各种力量争取群众，将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周围，不断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我当上乡党委书记跟别人的经历不一样，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乡镇工作经历，一直在县里搞文字工作。那是2017年，市里公开遴选一批干部，从县处级到正科级都有，我想着写稿子写了十几年了，也得接点地气不是。于是就报名参加遴选，这种遴选不光是组织部门考核，而且还要由代表公开投票，在43个符合资格的人选中选11个人，最后我居然高票当选，这就到乡镇工作了。

一个被称为“后院”的乡镇

走马上任之后，我被分到现在的乡镇，这个乡镇被全市称为NY市的“后院”，“后院”在当地方言中意味着“粪坑”与“厕所”，是个贬义词。为啥这样说呢，这个地方属于城郊乡镇，地形上属于从丘陵到山地，中间还有河流。土地贫瘠，风调雨顺的年景，小麦最高400公斤，一般都是250-300公斤。这些地除了红薯之外，种啥啥不长。不过这些荒坡地倒是富硒，种出的红薯还是蛮好吃的。所以整个NY市你只要看见推着烤红薯炉子的，基本都是这个乡的。一般的叫卖声就是：“烤--红--薯----，X庄哩红--薯--”。光凭几块红薯赚不了几个钱。因为靠着山，荒地又多，种地不赚钱，又没什么产业，所以私下里乱采乱挖流行，开山炸石、盗卖沙子成风。同时，又因为荒山野岭的，所以很多外边的人大量往这边倾倒垃圾，一到晚上往外跑的大车是拉沙子、拉石头的大车，往里跑的主要是趁着夜色偷偷倾倒垃圾的大车。所以，为什么这个乡镇被称为“后院”就明白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边有山，随着城市的发展，很多人来这里的山上购买墓地，结果很多村民私下里售卖墓地成风，这也成为整个乡里农民创收的一种不公开的手段。所谓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上访者，所以上访告状事件也经常发生。而多年来这种大车来回跑，乡里的主要道路也被压的面目全非，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这种灰色的产业，也没有能够给乡政府带来多少收入，乡财政收入一年不到400万元，光靠这点钱啥事儿也干不成。

治理偷倒垃圾

上任后第一项就是怎么禁止外边往我们乡里偷倒垃圾。这么多年，外面往我们乡倾倒垃圾习惯了，我们自己的干部和群众也麻木了。一说这事儿大家积极性也都不高。我想还是领导先带头吧!于是我召集乡里干部，开会宣布整治这种现象。并定好了在一天晚上，我们干部都穿上正式的衣服，外面都穿上反光马甲，带上的党徽，跟我一起到各个交通要道、路口去，只要看见拉着垃圾的大车过来，直接给拦下来，不允许再往我们乡的地界儿来了。同时，抽调各村的人成立护路队沿线巡逻，并积极发动各个村的两委，要求他们派人到村旁边的交通要道口上二十四小时值班，尤其是晚上要重点把守，严查趁夜色偷倒垃圾的车。我这个书记带头晚上值班，这样一来整个乡镇班子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也没那么顺利。村里一般都会出钱雇本村的人执勤。有一天晚上我去巡逻，看看各个村的主要执勤点，到了一执勤点看见外面有桌子，帐篷有灯光透出来，还能听讲里面有两个人的对话。我还挺满意，大半夜了还在认真执勤。走到近处仔细一听，两个人在唠着今天晚上过了几辆垃圾车，一共收了多少钱，今儿晚上俩人能分多少钱。他娘的，乡里的垃圾整治倒成了他们私下搞收入的途径了。这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么干。后来就想了个办法，划分责任片区，责任到行政村、到村民组，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再见垃圾层层追责。责任落实到位了，群众只要广泛发动起来就好办多了。有时候群众逮住偷倒垃圾的，火儿上来了给他几耳光、扣车罚钱，只要不闹出啥事儿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还真把偷倒垃圾的现象给治住了。

整理土地，凑钱修路

既然来了就想干点事儿。干事儿就需要资金，得想办法弄钱。我们这个乡虽然比较穷，但又不属于贫困县，所以也得不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只能自己想办法。那时候国家土地政策提出的是增减挂钩、占补平衡，那就从土地整理上做文章吧。通过全乡的努力，将那些荒草地、原来的坑坑洼洼地进行了整理，搞成能够种植的土地。前前后后居然整理出5000多亩农田来。这如果能够卖出去，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时候国家政策收紧了，一方面标准高了，整理出来的农田每块地规模要求达到30亩以上才予以认可，零碎的不算。同时，这种占补平衡的土地交易只能在本市内进行。结果新整理出的土地由卖方市场一下子变成了买方市场，不好卖了。到了2019年，好歹卖出去了一部分，卖了1.6亿，去掉整理土地的成本，还有1.2个亿。按照原来的分成，区里分一半，乡里分一半，这样一算能拿到6000万。结果是钱到谁手里谁都不嫌少，钱到区里，区里不给了。几次三番地去跟区里要钱，区里回答花了。弄哪去了?原来区里跟上级申请建一个学校，申请到一个亿的资金，按照规定区里需要配套一个亿的资金，结果区里的钱紧张。正好我这土地占补平衡来了一笔钱，直接拿去用了。区里承认欠你乡里的钱，但是目前没有钱给你，先记着帐吧，你跟上级去哪儿讲理去。

期盼的钱没了，但是事儿还得干，想想杨贵当年修红旗渠的故事，的确给我很大的思想触动。在乡里修路的过程中，红旗渠的故事就是我的主要精神支撑。前面我们知道，乡里的一条主干道，多少年大车来回碾压，早就烂的不成样子了。群众意见大得很，就先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先修这条路吧。经过四处化缘，到处寻找资源，前前后后跑断腿，最后居然协调到一条战备公路的资源，加上工程方垫资，七拼八凑修了10多公里的路。因为是工程方垫资，所以经常追着屁股后面要账。他朝乡政府要，我就去区里要。有一次找区长要钱，他们在开班子会，我就守在门口，等会议结束后区长出来就跟着他，接下来他要去检查工作，几个人上了中巴车，我跟到中巴车上扒着车门，把他烦的要死。最后他给医院的一把手打了电话，问医院那边还有现金没，先周转1000万来。然后转过来给我说：“我给你弄来1000万了啊，这两天你去财政局把这个事儿办了，别再来烦我了。”我连连感谢领导。回来之后我就跟财政局长联系，结果没几天财政局长说，钱到账了，你赶紧过来吧，已经被用了500万了，你再不赶紧来这500万也没有了。我赶紧过去，问咋回事儿成了500万了。财政局长也很为难，说：“兄弟啊，排在你前面要钱的人太多了，哪儿哪儿都要钱啊，这能剩500万给你就不赖了。”拿着这钱给工程方付了一部分。快年底了，工程方给我发信息，G书记，明天是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儿，我给你个面子，就不去堵你们乡政府大门了。我这要账的条幅都做好了，不给钱的话准备二十四去。

路修成之后，群众中开始逐渐流传一个说法，高书记是新中国以来乡里的第二任书记。为啥群众这样讲呢?原来在改革开放前的七十年代，曾经有一个公社书记，领导大家搞农业学大寨，干了不少事儿。我这到了之后，也算是干了点实在事儿。想想群众心里还是有杆秤的，干部有没有干事儿群众自有公论。听到这个传闻之后，我就规定自己每年要为群众干成两三件正事儿，以求得自己良心安稳。

消除群体性事件

我们这个乡不仅经济不好，而且总是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乌七八糟的事儿。我们市的落实中央扫黑除恶战略的第一个案子就在我们这个乡。而且我们这边的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涉及民族与宗教问题比较严重。具体而言，这个乡回民比较多，主要以一个很大的回民村为主。在市区其他地方也有回民，而且是比较凶悍的回民。我们这个乡的有一部分回民蹭着人家的名声，也跟着天天凶巴巴的。这个涉恶团伙大概几十个人吧，主要是职业医闹。只要出了医疗事故，不管是不是医院的责任，他们就拿来当生意来做。他们会主动联系相应的家属，跟对方讲这事儿交给我们吧，最后要来的钱五五分账。因为他们顶着回民的身份，很多时候有关部门和医院也不敢惹。于是，医院门口经常出现一大群扯着横幅、摆着花圈的、带着小白帽的人闹事儿。当然，这一群人也插手其他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期间派出所也抓过几次，但是只要一抓人，大量戴白帽子的回民就去围堵政府的大门，跟政府要人。或者去找一个属于领袖式的人物。这个人属于寺管会的重要首领XXX，他就会出面直接找市政府要人。这个人在整个市的回民群体中影响很大，一般市政府相关人员只要见到这个人来了，只要不是很棘手的事情，都会答应他。所以民间有个传闻，说只要XXX去了，往沙发上一坐，一报名号，我是XXX，基本上事儿都能解决。因为涉及到民族、宗教这些敏感因素，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愿意招惹太多的事儿，都是花钱消灾，息事宁人，多少年就这样过去了。

中央扫黑除恶战略出台之后，这次动了真格，这个团伙的成员大概有28个，一下子被抓进去11个，这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事儿。有消息传来，这些回民群体准备大规模集体去市政府、省政府门前闹事儿，其他地方的回民也闻风而动，准备声援他们。舆情监控系统估计及时反馈给了领导。市里区里的领导直接给我下了命令，想尽办法不能让这些人围堵政府大门，不能酿成新的群体性事件。我这也头大，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而且还涉及到回民和宗教因素。怎么办呢，先找领头的吧，我就试图联系先前的那个XXX，他多年来在回民中影响力大，出面好解决问题。联系来联系去，这个人年纪大了，近两年基本在家处于养老状态，自己也不愿意再出面管很多事儿了。正在想着怎么办，这时候手机响了，一看还是个陌生的手机号，接通之后，：对方声音很高，听起来也很焦急，但是普通话可真不标准：“我是ZXX哪，我是ZXX哪，你是GX吧”，听半天才听明白,原来是省厅副厅长亲自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从他焦急而又不标准的普通话中传达一个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扩大，酿成第二个中牟事件。层层压力到我这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头上。这个村是个回民聚集地，有一个非常大的清真寺，盖在一个高岗上，金碧辉煌气派得很。自己想想，能影响这些人的也就是这个清真寺的大阿訇了。这个阿訇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没什么交情，但这时候只能去找他了。这里大阿訇毕业于正式的经学院，通过正式的送迎程序到这里上任的，是周边方圆几十里伊斯兰的精神领袖，对整个回民群体影响力很大。前面讲的那个人XXX主要是在当地时间长了、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广，社会上的事儿处理的的多，又能影响回民，所以说话有分量。这大阿訇属于更加正式的宗教精神领袖，虽然不侧重于处理世俗的事儿，他要说起话来对整个回民群体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于是决定亲自去清真寺找大阿訇。

先一天晚上，找了一本《古兰经》看了大半夜，提前做做功课。第二天去的时候派出所所长说，给你派两名干警跟着吧，这个时间点去村里，万一冲突起来你是要挨打的。在当地工作时间长了都知道，平时没事儿很少有干部愿意去这个村。旁边也有人说，多带几个人吧，带七八个人也有个照应。我说没用，这次又不是去打架的，真打起来，咱这七八人也不够人家一个村的人收拾的，我自己去就是了，不会出啥事儿。虽然这样说，但那时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上午进了村，先找村里的支部书记聊聊情况，这个支部书记也是回民，但是没有什么威望，由于平时抽烟喝酒等等，所以在很多回民眼里属于不是很守清规的那种，被称为“骚回子”。看看高岗之下的低矮的两委办公场所，再看看高岗之上金碧辉煌的清真寺，光从建筑规模和气势上也能感觉到这个村的党组织影响力并不强。随后又到村里的贫困户家里看望一下，再了解一些情况。贫困户虽然也是回民，但是毕竟这些年精准扶贫中，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很大的帮扶，受惠很多。真主虽然也信，但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实惠可是党和政府给的，所以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很有感情的，通过交流了解到不少有用的信息。临走前，又向他们学了一句伊斯兰叽里咕噜问候语，下午就去清真寺找大阿訇去了。

进门脱了鞋，把刚学到的叽里咕噜的问候认真地问候一遍，煮了茶坐下来开始交流。这个阿訇专业院校出身，知识渊博也很健谈，从伊斯兰的发展历史谈到当今世界局势，从宗教信条谈到当今的社会现象，洋洋洒洒给我讲了三个小时。我从小在新疆长大，很多伊斯兰的风俗和故事比较熟悉，也能对得上话。最后这个阿訇很自豪地说：“高书记，我能成为我们伊斯兰的精神领袖，你能成为你们共产党员的精神领袖吗?”这问题问的的确很尖锐，也的确触及到我们党的领导与影响力。我说：“柏阿訇，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不敢说我现在能做到，但是今后肯定努力做到这一点。”接着我把话题往回引，指着他房间周围挂的很多经文信条，对他说：“咱们伊斯兰教讲真善美，讲为广大信徒服务。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点咱们都一样。”柏阿訇也承认：“对的，共产党人如果不为老百姓谋福利，也不能够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执政这么长时间。”我说：“今天我来找你，你大概也明白我来的目的，这些人被抓了，是因为他们做了坑害老百姓的事儿，党和政府肯定不能容忍。你学识渊博，精通经文，他们的所做所为也不是咱们经文提倡的吧。”柏阿訇沉默了。看来我说的他也能听进去，我接着说：“很多党员的行为不好，我当书记的肯定有责任。这些人出了这样的状况，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定责任吧。”柏阿訇沉默不说话了，看来先前还没有人当面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接着说：“这边明天真要是发生围堵政府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跟政府对着干，肯定也不利于咱们的发展，造成不好的后果对您的影响也不好啊。”这一点他看来也真是听进去了，这也关涉到他在教会里的名声和影响，他肯定是要考虑的。后面，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又聊了一些话，看今天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天也不早了，就起身告辞了。回去之后，有消息传来，市委和政府还有公安部门也强硬发声，扫黑除恶是国家大政方针，再有闹事者一定严惩不贷。估计是两方面的因素都起了作用了，那十几个原来经常闹事儿的骨干又在里面关着，这次潜在性的群体性事件就这样被消除了。事情过后，市里区里对我们乡镇党委的努力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最后的思考：争取群众就是基层的伟大斗争

回顾这些事儿，我感觉到我们党前期的精准扶贫政策绝对是正确的，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党组织的影响力，改变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的确给予了群众诸多实惠，为我们基层党组织争取了更多的群众。同时，扫黑除恶的专项整治非常必要，为基层政权清除掉了诸多阻碍因素，也为群众的生产生活营造了更好的环境。总书记提出我们党在新时代面临更多的伟大斗争，具体到我们基层政权，这个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跟宗教、跟黑恶势力等各种外部组织和势力争取群众，将群众更多地争取到我们党这边来，让群众有事儿想起党组织、拥护党组织。毛主席也讲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少少的。”老人家的话真是非常精辟。乡镇基层的政治斗争，就是如何最大努力地争取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注：该文于2021年6月访谈而来，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对部分人名、地名做了技术处理。)

(作者：郭广平，哲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