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重塑市场规则。在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中，区域角色的重新定义成为关键议题。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内陆腹地，河南省自21世纪初“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历经“中原经济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逐步从边缘腹地走向开放前沿。当前，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加速构建的背景下，河南正由“区域增长极”向“国家功能支点”跃升。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河南战略角色的演进轨迹，剖析其在统一大市场中的结构性优势与制度瓶颈，并提出强化枢纽—支点功能的战略路径。

作为我国传统农业大省、人口第一大省与内陆腹地核心，河南省的战略转型极具代表性。自21世纪初“中部崛起”战略启动以来，河南先后叠加“中原经济区”(2012)、“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2013)、“郑州国家中心城市”(2016)、“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19)等国家级战略，实现了从“内陆边缘”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如今，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加速构建的关键阶段，河南正迎来新的战略跃升：从聚焦局部增长的“区域增长极”，向支撑全国市场循环的“国家功能支点”转型。

一、战略角色的三阶段演进：从被动承接走向主动引领

(一)第一阶段(2004–2011)：中部崛起中的“追赶型”省份

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河南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但市场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滞后、制度环境封闭，使其长期处于“通道经济”状态——人流物流过境多、价值留存少，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二)第二阶段(2012–2020)：国家战略叠加下的“枢纽型”崛起

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2013)、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等相继获批，河南依托“米”字形高铁网、郑州国际陆港、新郑国际机场，初步构建起“空陆网海”四路协同的开放通道。特别是中欧班列(中豫号)开行量稳居全国前列，使河南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门户，初步具备了服务跨区域市场的物理基础。

(三)第三阶段(2021至今)：统一大市场中的“制度型支点”

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标志着市场建设从“硬件联通”转向“规则统一”。河南顺势提出“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并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审查、政务服务标准化等方面率先改革。尤其是海南自贸港于2025年12月18日全岛封关运作，其“‘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新模式，为国内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供了“压力测试场”。这促使河南的角色从“物流枢纽”向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制度接口”与“战略腹地”加速升级。

二、河南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支点的结构性优势

(一)地理中心与综合交通网络的“天然耦合”

河南地处中国地理中心，6小时高铁圈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群。郑州是全国唯一兼具航空、铁路一类口岸的内陆城市，2024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居全国第六、全球前40，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6万列。这种“通道+节点”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的理想平台。

(二)产业基础与市场规模的“内生支撑”

河南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材料)和超1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年居中部首位。富士康、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布局，形成“本地生产—全国销售—全球链接”的产业生态，为统一大市场提供实体载体。

(三)制度试验与政策协同的“先行探索”

河南正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建立任务清单，更在具体领域取得进展：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压缩企业迁移时间；打造全省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并成功获批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这些举措为在更大范围内破除行政分割、统一制度规则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现实挑战：从“物理联通”到“制度融通”的深层障碍

尽管河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市场规模体量方面已具备显著优势，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硬联通”向“软联通”转型的关键阶段，其制度环境、治理能力与功能层级仍面临系统性瓶颈。这些障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层层嵌套，构成制约河南从“通道型枢纽”迈向“制度型支点”的四重结构性张力。

(一)行政壁垒隐性化：市场分割的制度惯性尚未根本破除

表面上看，显性的地方保护(如设置外地企业准入门槛、强制本地采购)已大幅减少，但隐性壁垒以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持续存在。例如，在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投标中，部分地区通过设置本地纳税年限、特定业绩证明或“属地化服务要求”，变相排斥外地企业；在资质互认方面，建筑、医疗、检测等行业的省级认证标准不统一，导致跨区域执业成本高昂。这种“合规性歧视”源于地方政府对税收、就业和GDP的路径依赖，反映出财政分权体制下“行政区经济”逻辑的深层惯性。即便国家层面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全覆盖，基层执行仍存在“选择性落实”与“象征性合规”问题，削弱了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公信力。

(二)要素流动制度性梗阻：跨区域配置效率受限于体制机制约束

交通网络的完善虽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的跨省自由流动仍受多重制度性障碍制约。

劳动力方面，尽管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户籍深度绑定，导致外来人口“市民化”成本高、稳定性差，制约了高素质人才的集聚与长期投入；

土地要素方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在省内试点取得进展，但跨省指标交易、产业用地弹性供应机制尚未突破，难以支撑跨区域产业链布局；

资本与金融方面，地方中小银行风险偏好保守，对异地项目授信审慎，加之区域性股权市场割裂，限制了创新资本的跨域配置；

数据与技术要素方面，缺乏统一的数据确权、交易与安全标准，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阻碍了数字平台整合全国资源的能力。

这些制度性摩擦成本远高于物理运输成本，成为统一大市场“最后一公里”的真正堵点。

(三)高端功能缺位：枢纽能级停留在“流量过境”而非“价值组织”

当前河南的枢纽功能主要体现为“通道经济”——大量货物、人流经郑州中转，但高附加值环节(如定价、结算、研发、标准制定)仍集中于沿海或国际中心。具体表现为：

缺乏全国性要素交易平台，郑州商品交易所虽在农产品期货领域具有影响力，但在能源、碳排放、数据等新兴要素领域布局滞后，难以形成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

平台型企业生态薄弱，本土缺乏类似阿里、京东、顺丰等具有全国供应链整合能力的平台企业，多数物流企业仍处于运输承运阶段，未向“物流+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商升级；

标准与规则话语权缺失，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领域，河南企业多被动接受外部标准，参与国家或国际标准制定的比例偏低，难以主导市场规则演进。

这导致河南虽拥有“流量”，却未能有效转化为“留量”与“能量”，枢纽功能呈现“大而不强、通而不融”的特征。

(四)治理能力适配不足：省级统筹与跨域协同机制尚不健全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治理体系的滞后。一方面，省内各地市在产业招商、园区建设中仍存在同质竞争、重复投资现象，缺乏基于全省统一大市场的功能分工与利益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在跨省协同方面，尽管河南积极参与黄河流域、中部省份合作机制，但实质性规则对接(如环保标准、社保互认、执法协作)仍停留在框架协议层面，缺乏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与常态化协调机构。这种“碎片化治理”格局，难以支撑统一大市场所需的统一监管、信用互认和风险联防。

四、战略路径：打造“四位一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支点

面对行政壁垒隐性化、要素流动梗阻、高端功能缺位与治理能力滞后等深层挑战，河南必须超越传统“修路建港”的硬件思维，转向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功能升级为牵引、以治理现代化为保障的系统性改革。应聚焦破解前述四重结构性张力，实施“破壁—疏流—强核—协同”四位一体的战略路径，推动河南从“物理枢纽”向“制度支点”实质性跃升。

(一)破除隐性壁垒：构建公平统一、可预期的市场规则体系

针对行政壁垒隐性化问题，关键在于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对标”，打造全国领先的公平竞争制度环境。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在全省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嵌入式”机制，将审查程序前置至政策起草环节；建立由市场监管、司法、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联合评估小组，对政府采购、招投标、产业补贴等高风险领域开展年度专项督查，公开通报违规案例。

推动资质标准跨区域互认。率先在建筑、医疗、检验检测等领域试点“中部六省资质白名单”，实现执业资格、技术标准、信用记录互通互认；支持郑州建设区域性职业资格认证中心，承接国家授权的跨省互认试点任务。

建立地方保护行为智能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抓取招标文件、政策文本中的歧视性条款，构建“算法识别+人工复核+企业举报”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提升制度执行透明度与问责效率。

(二)疏通要素堵点：打造跨区域高效配置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高地

针对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梗阻，需以“全要素改革”打通统一大市场的“毛细血管”。

深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改革。全面取消除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在郑州都市圈试点“社保缴费年限互认”和“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全覆盖”，降低人才迁移成本。

突破土地要素跨域配置瓶颈。争取国家支持开展跨省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试点；探索“标准地+承诺制”供地模式，对重大产业链项目实行用地弹性年期、混合用途供应。

激活资本与数据要素潜能。推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与沪深北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互联互通；设立省级数据资产登记服务中心，制定公共数据开放目录与安全分级标准，支持郑州争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

(三)强化高端功能：从“通道过境”迈向“价值组织中心”

针对高端功能缺位问题，核心在于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平台、规则与定价能力。

提升郑州商品交易所战略能级。支持其上市电力、绿证、碳配额等绿色金融衍生品，探索“期货价格+现货物流+供应链金融”一体化服务模式，打造全国重要的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中心。

培育本土平台型企业集群。设立“中原平台经济引导基金”，重点扶持中豫港务、中原银行、UU跑腿、致欧科技等企业向全国性供应链组织者升级；鼓励富士康、比亚迪等链主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上下游资源。

增强标准与规则话语权。在超硬材料、冷链食品、农机装备等优势领域，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国家标准或ISO国际标准；依托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河南规则”输出。

主动对接海南自贸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探索利用其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布局研发、离岸贸易等高附加值环节，将海南的“政策试验”转化为河南的“产业动能”。

(四)重塑治理体系：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

针对治理碎片化问题，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惯性，建立适应统一大市场的现代治理架构。

强化省级统筹与功能分工。制定《河南省统一大市场建设行动纲要》，明确各地市在产业链、物流网、创新链中的功能定位，建立“飞地园区”GDP与税收分成机制，遏制同质竞争。

构建常态化跨省协同机制。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框架下，设立“中部统一大市场协调办公室”，推动环保标准统一、执法信息共享、信用联合奖惩等制度落地；探索与湖北、安徽共建“中部要素自由流动示范区”。

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建设全省统一的“统一大市场智慧监管平台”，集成企业登记、税务、社保、信用、物流等数据，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一网通管”，提升风险预警与协同处置能力。

从“中原崛起”到“全国支点”，河南的战略演进不仅是一个区域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实践。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与海南自贸港封关启航的新阶段，河南必须紧抓机遇，以制度创新破除壁垒，以枢纽能级聚合资源，以开放协同拓展边界。由此，才能将“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彻底转化为“功能中心”的发展胜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内陆支点”范式。

（作者：翁铁军，省委党校研究生，商丘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杨婷，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部、企业出海研究院，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产业、企业出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