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墩

中原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处于南北、东西交通的会合处，是八方辐辏之地。从龙山晚期以来，中原一直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殷周革命后，以周公为主导的统治阶层进行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建设，确立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法度，新兴王朝的政治典章、礼仪制度逐渐完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宗周社会形成了崇文尚德、重视礼乐文教的文化风尚。中原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与地理位置，也成为礼乐文明的渊薮与多元文化的熔炉。

中原地区乃礼乐渊薮

自殷周鼎革后，周王朝东征东夷、营建成周洛邑、分封建卫、制礼作乐，皆以中原为中心，中原是周王朝经略东方的政治重心。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有云：“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指伊洛地区以成周为中心的区域，此铭表明中原乃“天下之中”，为周王朝治理天下之枢机。成周洛邑建成后，成王在此举行盛大礼典，向天下宣示文德，洛邑成为四方诸侯云集朝会的政治中心。周平王东迁后，洛邑的政治地位日益增强，《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说戎狄“适来班贡”，这说明春秋时期，洛邑仍然是周边异族前来朝贡的政治中心。随着周王朝政治重心东移，礼乐典籍荟萃于洛邑，洛邑更是成为文化中心与礼乐渊薮，史载孔子曾经专门前往洛邑向老子问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在洛阳王城的东部、西部、中部等处发现许多贵族墓葬及陪葬殉马坑等，出土有大量青铜礼乐器与玉器。2002年7月，在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工地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其中发现了由六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此外，王城东北部出土有“繁阳之金”剑和“敔王夫差之元用”剑，在王城外出土有齐侯嫁女于王室的媵器齐侯鉴。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东周洛邑占据文化中心的地位，仍有其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传统政治观念仍具有合法性。

夏商周三代的礼，是“经国家，定社稷”，纲纪政治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规章制度和礼仪程式。“器以藏礼”。两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在考古学上主要体现为青铜礼乐器、玉礼器、车马及车马器等“仪式性的徽章与道具”，周代对此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周代贵族各等级间有严格的政治隶属关系，不同层级的贵族其礼仪法度、名物度数都有规定，《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所谓礼数，即指彰显贵族等级尊卑的名物度数、礼仪法度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即此意。《左传》隐公五年说：“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此处所说的轨，指礼仪法度;物，指显示身份地位的服物采章。《左传》桓公二年云：“君人者，将昭德塞违……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此处所言的度、数、文物、声明等，都是用来表现等级差异的各种礼制规定，它们且具有“昭德塞违”(彰明美德，杜绝错误)功能。《左传》定公四年云：“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又云：“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周初分封，拥有令德是诸侯受封获取土地、“分物”的原因与依据，诸侯所受赏的备物典册、礼乐彝器等具有彰显明德的功能。周代以德爵位，德爵一体，爵表征其德，有德方有爵，即所谓的“爵不逾德”(《左传》)成公十八年，“爵有德而禄有功”(《礼记·祭统》)。与爵位相应，车服、旗章、彝器、玉瑞等物章均有礼制规定，以体现贵族阶层身份等级地位之差与其职责，然在宗周社会，它们更有表征、彰显贵族令德的功能。

贵族墓葬中随葬铜礼器数量的多少、文质与组合等，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其中最能体现墓主人地位的是铜鼎的数量。在考古学上，一个墓葬中所发现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或基本一致)、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鼎的组合被称为列鼎。铜鼎往往与铜簋相配，鼎是盛肉器，其数为奇数;簋用来盛黍稷等饭食，其数为偶数。据后人考证，一般情况下，天子在祭祀、宴饮等场合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上士用三鼎二簋，下士用一鼎二簋。实际上，即使同是诸侯，其用鼎数量会因其国家的大小与爵秩差等而有差异，例如，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国君墓葬，均为7鼎墓，而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国君墓葬，均为5鼎墓。虢国为大国，爵位较高，故虢国国君用鼎数量显然比爵位较低、国家较小的应国国君要丰隆。而且，国君夫人的用鼎数量比其丈夫用鼎数量要减杀降等，例如，虢国国君夫人墓，随葬5件铜鼎，应国国君夫人墓，随葬3件铜鼎，均比其夫君用鼎要少，这反映了男女之间的尊卑差异。

周代，钟、磬等乐器被称为金石之乐，属于高规格的乐器。周礼严格要求不同层级的贵族使用符合其等级身份的乐悬制度。所谓乐悬，指必须悬挂起来才能进行演奏的钟磬类大型乐器，包括甬钟、钮钟、镈等钟类以及磬(特磬或编磬)等玉石乐器。虢国国君墓均随葬有铜编钟(均8件为一套)、铜钲(1件)与石编磬(9件一套)，而太子墓则无铜编钟，只随葬有铜钲1件与分为二套的石编磬20件。应国墓地中铜编钟与石编磬仅见于个别国君墓葬中，其中一座西周晚期应侯墓随葬7件铜编钟，多数国君墓无编钟随葬。

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都发现有大量玉器，两个墓地的国君与国君夫人的胸前大都有一组多璜联珠组合玉佩，但虢国墓地有七璜、六璜、五璜联珠组合玉佩，并有较多动物形玉佩，而应国墓地除有五璜、四璜、二璜联珠组合玉佩之外，还出土有虢国墓地所缺少的七列、十列、二十列串珠组合玉佩，但动物形玉佩较少。多璜组合玉佩具有表征国君或国君夫人身份地位的功能，如虢季墓随葬7件列鼎，伴有七璜联珠组合玉佩;虢季夫人墓随葬5件列鼎，伴有五璜联珠组合玉佩。这种多璜组合玉佩，其他地位稍低的贵族(即便是太子)也无权享用。需要说明的是，组合玉佩的兴起与贵族尚文之风有密切关系，其主要功能是调节行礼中步速缓急，展现优雅的仪态，以增加贵族之威仪，是两周礼乐文明的产物。

多元的礼乐制度与一统化文明进程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多在华夏文化圈内，特别是中原殷商旧地，除了姬姓诸侯外，周人还褒封了一些先代圣王之后，如封虞、夏、商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杞(今河南杞县)、宋(今河南商丘)，称为“三恪”。为了表达对先圣王之后的尊敬以笼络其心，周王朝还给与褒封之国一些礼乐制度上的特殊优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可以用商王室沿袭的天子之礼乐，周人待之以宾客之礼，这是一种莫大的礼遇。又《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仍然保留有殷商礼乐与典章文物，并可用天子之礼乐，故吸引诸侯前往观礼。春秋时期，宋国宫廷祭祀、燕飨时仍沿用殷商桑林舞。《左传》襄公十年载：“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桑林乐舞乃商人旧有的乐舞，属天子之乐，宋国国君用之隆重招待晋侯，但桑林乐舞怪异恐怖，以至于惊吓到晋侯。除了宋国，杞国也因其先王之后的身份在礼乐制度上享有一定的优遇。《礼记·礼运》说：“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郊礼乃天子之礼，杞国因其为先代圣王之后，与宋国一样，也可以郊祀祭天。

出于稳定局势、笼络人心的考虑，周人对一些异姓邦国或前朝遗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允许其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礼俗。例如，宋国在祭祀上仍然沿袭殷商“尚声”之风。《诗经》中《商颂》五篇为宋人宫廷祭祀乐歌，其风格与体现周礼风格的《周颂》不同。《商颂》铺排乐声之盛，而乏酒食之飨;《周颂》则节奏舒缓，能够烘托宗庙之祭的庄重、肃穆气氛，以显示祭祀者内心的庄重、诚敬之情。《商颂》诗句铺陈排比，着力夸耀先祖的武功，颂扬先祖开疆拓土之武力。这些对先祖之武功的夸耀和《周颂》之重视“文德”存在很大差异。宗庙祭礼中，宋人祭祀尚声，重乐舞娱神，希望以场景宏大和热烈的乐舞鼓声取媚其先祖，缺少周人向内心收敛，追求懿德的文化心理。再从考古学上看，分散各地的殷遗民仍然保存了旧有的宗族结构和文化传统。河南出土的周初青铜器中，殷系青铜礼乐器占很大比重，而且铭文中的称谓、天干记名、族徽等方面乃殷人之礼俗，显然是殷遗民所作之器。鹿邑县太清宫西周长子口墓，墓中殉人13个，墓底中部有殉人与狗的腰坑，这是典型的商人葬俗。出土青铜器有尊、觯、觥、觚、爵、角、斝等酒器，以及编铙、骨排箫等乐器。综合看来，墓主人应为殷遗贵胄。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周初青铜器群中，部分器带有殷商族徽。鹤壁庞村西周墓出土的父乙觯、鱼父乙铜卣等也带有鲜明的殷商遗风。此外，在河南的郑州洼刘遗址、上蔡田庄、鲁山仓头、襄县霍庄村、信阳浉河港等地都曾出土有浓重晚商风格的青铜礼器，或发现有殷遗风格的墓葬。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殷商遗民的丧葬、祭祀、燕饮等仍然采用殷礼。而东南的陈国，由于受南方文化的影响，巫鬼隆祀之风较盛。《毛诗·陈谱》说陈国“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汉书·地理志下》亦谓之“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春秋时期，陈国受楚国影响较大，《国语·周语中》说：“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陈人在表征华夏礼乐文明的衣冠上追随楚国之俗，其礼乐制度与周礼应存在一定差异。

两周时期，中原的杞国、宋国、陈国等异姓诸侯，以及一些殷商遗民、前代之后，自有其礼乐文化传承，而不是全用周礼，从而使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礼乐制度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自周初分封后，中原众多的邦国部族在天下共主的政治格局内开始了文化整合与交融，从而促进了华夏文明一统化进程。周人重视通过礼乐文教化成天下，通过推行礼乐文教、文化融合等手段，将周礼播迁到各地。因此，西周时期的分封其实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殖民”，它将周人的礼乐制度与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各封建国家与周边异族，从而确立周礼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西周王朝坚持以德燮和天下的德治策略，尊重各地文化风俗，开创了“怀柔远人”、“柔远能迩”“兴灭国继绝世”的德政传统。周王朝遵从“耀德而不观兵”、“以文修之”的理念，试图利用礼乐道德的力量，以怀柔手段来整合天下诸邦，维护天下一家的王权秩序。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意识中，华夏诸国保持了对周王室的政治认同，奉之为天下共主;在礼乐文明的空间扩张进程中，周王国通过各种礼典来强化亲亲尊尊、孝悌、尊老等伦理道德规范，周礼以及周礼蕴含的意识形态为各国贵族阶层认同并遵循，这就是所谓的“王化”。礼乐政教的推行，促进了周王国一体化的文明化进程。经过宗周社会几百年的礼乐文化浸润，不同族群进一步融合，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同质性日趋加强，不仅华夏诸侯国对“德礼”政治模式以及周礼形成了深层次的认同，而且华夏之外的族群对周礼文教也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

从考古学上看，西周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越来越趋于统一，周礼风格的墓葬与青铜礼器都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殷商风格的腰坑、殉人等礼俗基本消失;青铜器上天干命名、族徽等殷商旧俗也甚为少见。尤其是作为礼乐文明象征符号的青铜礼乐器，其形制、纹饰、铭文等都具有典型的周人风格，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晚期的陈侯簋，是陈国国君为女儿出嫁铸作的媵器，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是典型的周风格，说明经过长期的联姻、聘问等交流方式，中原诸国的异姓诸侯已遵循周礼，其原来的文化传统也已被周人所同化。河南伊川徐阳村新近发现的戎族墓葬群，从其墓葬风格看，仍然保留有部分本族之俗，但随葬的青铜礼乐器、编磬、玉璜、玉扳指等物显然属于周礼文化系统，表明这些异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礼，周人的礼乐制度对其渗透浸淫较深，上层贵族文化已经华夏化。这些文化现象既是周王朝在各诸侯国推行周礼文教的结果，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经过西周社会几百年的德礼政教与文化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具有高度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华夏文明共同体，而中原文明则是其核心，礼则是华夏文明共同体自我认

同的文化符号，礼乐文明也成为共享的文化模式。(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华夏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疏中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文明之魂是礼乐文明，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蕴涵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和人文理念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元素，是华夏文明的标志。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建构完备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涵摄了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是物质(礼物)、典章制度(礼制)、礼的践履(礼仪)、伦理思想(礼义)等多层面的统一体，兼具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多重属性。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以诉诸自上而下垂教的礼乐教化方式，整合人伦关系的一种综合的文明体系。古礼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并以“合和”为价值追求，可以说，礼乐文明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文明价值体系。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粲然齐备、“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并注入了道德精神。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面对周文疲敝，以仁释礼，为礼赋予了内心情感基础，并通过创造性诠释与改造，将贵族阶层的礼乐下达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礼乐文化，而知书达礼的君子也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典范，礼乐教化也成为中国古代推行政教的主要方式，礼乐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