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工作重心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核心任务之一是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稳定增收，迈向共同富裕。本文基于“生态适配”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融合经济、社会、政策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农村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增收困境及其深层成因。文章认为，破解增收困境需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或福利补贴模式，转向一种强调系统性、动态性与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适配”治理路径。通过理论阐释、现状剖析与对策构建，旨在为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 理论框架：从单一干预到生态适配的系统性治理

传统扶贫理论多侧重于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或外部资源的单向输入，往往忽视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以及贫困主体与其所处环境(包括政策、市场、社会、自然)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生态适配”理论借鉴了生态学的系统观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增收问题置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治理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

(一)生态适配整体性理论的核心内涵

该理论强调，有效的贫困治理与增收促进，必须实现四个层面的“适配”：

第一，主体适配： 承认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低收入群体自身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政府扮演引导者与规则制定者角色；市场通过资源配置与创新驱动提供机会；社会组织发挥连接与补充作用；而低收入群体自身不再是被动受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参与式发展”主体。其知识、意愿与能力是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二，政策适配： 政策工具(财政、金融、社会政策)的组合与配置需与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具体困境相匹配。这意味着政策需要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并根据发展阶段动态优化。例如，对于缺乏启动资金者，金融政策是重点；对于缺乏技能者，教育培训政策是关键。

第三，环境适配： 增收路径必须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相适应。在生态脆弱区，增收活动需兼顾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在农业优势区，则需聚焦产业链延伸与价值提升。这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第四，动态适配： 基于动态优化理论，认识到内外部环境(如市场需求、技术变革、气候条件、政策调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增收策略与个体能力必须具备动态调整与优化的特性。低收入群体需要提升其“动态能力”，即获取信息、学习技术、适应市场变化的综合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

(二)动态优化理论与增收过程的再认识

在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过程中，动态优化理论揭示了其复杂性。农村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系统中的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例如，一项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会改变农户的生产决策；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引导其调整种养结构。因此，增收并非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反馈与调整的动态循环。帮扶机制的设计，必须为这种动态调整预留空间并提供支持，如建立灵活的学习培训体系、畅通的市场信息渠道和快速的风险响应机制。

二、 现状审视：脱贫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多维困境与深层成因

基于对脱贫县的追踪调研与实证分析，当前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困境呈现出多维性、区域性与结构性特征。

(一)增收困境的多维表现

第一，收入结构单一且脆弱：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仍高度依赖传统的种养殖业和临时性务工，经营性收入占比高但附加值低，工资性收入不稳定，财产性收入微薄。一旦遭遇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家庭主要劳动力失业，极易返贫或陷入更深度的贫困。第二，发展能力普遍不足：实证分析表明，“户主教育年限”和“家庭劳动力占比”是影响低收入的最关键因素。劳动力素质偏低，普遍缺乏非农就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和市场变化。同时，“慢性病患者数”这一特征的重要性，揭示了健康风险对家庭经济的巨大冲击，“因病致贫返贫”的链条尚未被彻底斩断。第三，区域与内部差距显著：省内传统农区与工业化较快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即使在村庄内部，因家庭经营状况、劳动力流动、政策惠及程度不同，农户间收入分化也日益明显。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如“距最近市场距离”)仍是制约发展的瓶颈。

(二)困境成因的实证溯源

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决策树、随机森林)对增收困境成因进行识别，可将低收入群体精准划分为五类典型，其困境来源各有侧重：第一，教育约束型(占比28.3%)： 核心特征为户主教育水平低(≤6年)和非农就业率低。其困境根源在于人力资本匮乏，难以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第二，资源匮乏型(占比24.1%)： 核心特征为耕地面积狭小、生产性资产不足。其困境在于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基本物质资本。第三，地理隔离型(占比18.7%)： 核心特征为远离市场、交通不便导致交易成本高昂。其困境源于区位劣势，难以有效对接外部市场。第四，健康脆弱型(占比16.5%)： 核心特征为家庭慢性病患者多，医疗支出占比畸高。其困境在于刚性支出挤占了生产性投资与日常消费。第四，市场排斥型(占比12.4%)： 核心特征为未参与合作社、农产品商品化率低。其困境在于被现代市场体系边缘化，难以享受规模经济与品牌溢价。此外，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机制检验进一步揭示了政策的异质性效果：技能培训对“教育约束型”群体效果最显著，医疗保障对“健康脆弱型”群体至关重要，而“地理隔离型”群体则对基础设施政策响应更佳。同时，深度贫困县、早期摘帽县等不同县域类型，以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等不同区域，其政策有效性和持续性也存在差异，凸显了“一刀切”政策的局限性。

(三)宏观与微观因素交织

宏观上，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影响了工资性收入的整体增长空间；部分农业补贴政策效能有限，未能充分调动积极性。微观上，家庭经营规模小、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应对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普遍存在。宏观环境与微观主体行为的相互作用，共同固化了低收入群体的弱势地位。

三、 对策构建：构建生态适配下的长效增收机制

破解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困境，必须从“生态适配”理念出发，设计一套多层次、动态化、精准性的综合治理体系。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防范机制，形成增收合力。第一，强化财政保障机制：精准投入与统筹整合：在县级层面建立“农村低收入帮扶资金池”，打破部门壁垒，依据绩效和增收难度进行资金分配，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优化直达与效能监管：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生态补偿、产业扶持资金直达农户，并建立全流程监控体系，确保资金安全高效。第三，创新补偿与绿色发展： 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如碳交易、跨区域“用水-护水”协议，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收入。第四，赋能人力与健康托底： 财政资金定向支持与产业匹配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对弱势群体开展专项计划。同时，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大病救助与防贫保险体系，阻断因病致贫链条。第五，完善金融支持机制：深化政策性保险： 扩大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优化理赔流程，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定风险保障。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通过定向降准等政策激励银行扩大对农业农村绿色项目的信贷规模，创新林权、土地经营权等抵押模式，解决“担保难”问题。第六，激活社会参与机制：促进区域产业协作： 鼓励发达地区与脱贫县共建“飞地产业园”，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布局，实现优势互补。深化人才对口支援： 以“豫才回归”与“外力注入”相结合，引进专业人才，同时大规模培训本土基层干部和“田秀才”“土专家”，培育永不走的乡村振兴队伍。

(二)构建智能化动态监测机制，实现精准预警。第一，分层监测： 针对绝对贫困边缘群体、相对贫困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设定不同的监测核心指标，如收入波动率、产业参与度、服务可及性等，实施红黄蓝三色预警。第二，分类监测：按致贫风险维度，如因病、因灾、因学、因业，建立专项监测模块，整合医保、气象、教育、就业等部门数据，实现风险的全周期识别与提前干预。

(三)推行系统化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增收根基。第一，激发内生动力： 变“输血”为“造血”。推广“以工代赈”，建立产业发展奖励基金，探索“积分制”管理，激励劳动致富。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培育致富带头人，营造勤劳奋进的乡村文化。第二，落实主体责任：明确农业农村、人社、财政、民政等部门的责任清单，避免推诿扯皮。将增收任务纳入基层干部考核，通过“村干部包片、党员结对”等方式，确保政策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效。第三，加强区域协作：打破市场分割，共建区域农产品标准、物流网络和电商平台，帮助脱贫县产品融入更大市场，降低流通成本，提升竞争力。第四，严格考核评估：建立收入增长、政策覆盖、内生动力相结合的多维考核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与资源分配、干部评优挂钩，形成“考核-反馈-优化”的政策闭环，确保各项机制持续有效运行。

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的、孤立的、静态的干预模式已难以应对新阶段的挑战。通过对脱贫县的深入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唯有坚持系统性思维，构建多元协同、动态响应、精准施策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破解增收困境，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最终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实现持续、稳定、共享的发展繁荣。(作者：孙敬良，许昌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智库研究项目“态适配下河南省脱贫县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