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智库河南-映象网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24-07-26 14:56:56 来源：映象网

[摘要]

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据和基础，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立足大历史观，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要重构史观，了解、学习、借鉴、批判和超越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的思想素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5000多年文明史以及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6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要重构文明，以“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与回归、守正与创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立比较完整、完善的关于中国道路阐释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有关中国道路理论的特色方式、特色理论视域、特色学派，以揭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要抓紧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实现自我视角和他者视角相互交织、比较平衡的文明交流和研究范式。要高度关注当前世界中国学研究中七大具有全局性的“中国问题”，包括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康德拉季耶夫之问、福山之问、雷默之问、李希霍芬之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形成富有创造性和价值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道路的思想建构和实践指导做出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

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据和基础，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将“坚持中国道路”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开拓和创新中国道路，不能囿于现象描画、事实陈述、碎片化拼接、抽象性擘画，而“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511。大历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高站位、长时段、广视野、全领域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价值与逻辑、当下与未来融通的思维特点，能够更为敏锐、更为准确、更为根本地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社会实践的本质。只有立足大历史观，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道路、引领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

一、重构史观：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既是人在自然界的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人对于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的探索史、观念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历史观则是对历史总体运动和一般规律的理论性概括，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是史学的灵魂。概括地说，历史造就了人的历史观，而人的历史观也同样塑造了历史。大历史观之大，首要在于有世界史视角。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现代，任何一种历史性进程无不是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演进的，必然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具有内在联系。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2］这条道路具有三重的本质规定，它是中华文明、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统一的历史性进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史中。因此，对于中国历史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必须以“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视角，超越既往对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记录、解说的狭隘循环史观。20世纪是历史学快速发展的世纪，历史的内涵、外延与研究方法不断被丰富、拓展，西方学者研究历史的理论范式也越来越多元。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从初创时代就深受外国话语体系及学术模式的影响，先是模仿苏联模式，接着又学习、借鉴西方的研究范式。这种对照、模仿、学习、借鉴的方式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建立科学的大历史观，西方史观是必须加以了解、学习、借鉴、批判和超越的重要思想素材。目前，西方社会主流历史观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现代化史观。现代化运动和潮流是自西方启蒙运动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资本逻辑、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是西方开启现代化运动的标志性概念。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阶段都没有获得过的，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化不可遏制的自身动力和价值正当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405然而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其内在矛盾却逐渐外化，在创造巨大现代化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深广的现代化灾难。西方现代化理论包括广义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方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研究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运动和潮流）和狭义现代化理论（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演进的逻辑是从启蒙现代性到经典现代性再到反思现代性，最后走向后现代主义。［4］启蒙现代性在摆脱“神性”且培育“人的独立性”、人的主体性上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提供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实践探索的方向。经典现代性呈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阐释。经典现代性以理性人为起点，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特别重视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经典现代性为“特殊”披上“普遍”的外衣，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基因。作为反思现代性最具革命性和深刻性力量的代表，马克思从资本批判和理性批判的角度展开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资本批判主要对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进行批判，从根本上瓦解了资本逻辑、颠覆了理性形而上学，实现了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人民逻辑、人类逻辑，人在思想和现实中的双重解放，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体现了对经典现代性及其负效应的反思、批判和修正。理性批判主要是遏制理性主义膨胀，矫正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向社会领域溢出导致的人格变异和社会弊病。后现代主义走向经典现代性反题及多元逻辑，其哲学标志就是从整体上终结理性形而上学，注重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全面颠覆，从哲学上关注信息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它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时代”的概括，一定意义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哲学根基。现代化史观运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理论与方法来解读人类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强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强调转型时期的历史因素和时代变迁。现代化史观侧重于考察人类历史以生产力为根本推动力、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进化、转型、建构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化史观认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路即现代化道路具有同一性，所有国家只有走欧美模式才能实现发展与进步，并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为标准，根据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时间和发展程度把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一为英国、法国，二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为西欧其他国家以及北欧、东欧国家，四为拉美各国，五为苏联、日本、中国等，六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七为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相互生成，基于欧洲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基于美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大家熟悉的“芝加哥学派”、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基于拉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产生了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可见，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被分别贴上落后与进步的标签，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被看成西方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化史观根本就是西方化的另一种表达。

二是文明史观。文明史观又叫文化形态史观，兴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它实际上是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种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它否定以人物、事件或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主张将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看作人类各文化兴亡盛衰的演变过程，始终以研究人类社会整体历史与时代变迁关系为问题导向。文化形态史观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种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历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各自的基本形态特征。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种文化的基本个性特征中去把握其文化发展进程。最早提出文化形态史观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带着宿命论的色彩，认为世界上有8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分别是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除了西方文化，其他文化都已死亡，但西方文化也正在走向没落。在斯宾格勒看来，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或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首先，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政治和经济现象，而是无所不包的文化。历史的主体不是民族，是各大文化的历史，而民族只是具有象征性的形式和容器。在他看来，文化是贯通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每种文化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灵魂。其次，他提出“文化有机体论”。他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一种有机体，都要历经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和文明时期，即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犹如人都无法避免童年、青年、壮年与老年这一自然运动周期性的命运一样。再次，他提出“文化宿命论”。他认为，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这8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均大致经历了从文化到文明、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人类文化，都要经过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文明阶段则是文化的结束阶段。他用贬抑的含义形容文明一词，认为文明意味着已成、僵化、结束、死亡等。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西方走向没落”这一结论。最后，他提出“文化多元论”。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论”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对欧洲—亚洲的地理观进行了否定，认为这种历史架构是以欧洲人为中心杜撰的。但他又埋下了一个伏笔，即世界其他文化都已经死亡，唯独西方文化尚有生命。［5］其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发展了这一观点。汤因比进一步阐释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单位的理论逻辑，归纳出26个文明样本，其中21个被他定为正常文明，5个被定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间多有亲缘关系，所有文明样本都是等值的，没有优劣之分，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在此基本解释的基础上，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均需要服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的规律，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与“应战”的对立统一关系。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是通过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所经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明的生长动力是由少数伟人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大多数人在模仿与按照有创造性的少数人的意志行事，由此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放弃了支持与模仿，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集体和灵魂的分裂，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刺激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积极“应战”，全力投身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中，其创造的成果就是旧文明解体、新文明诞生。汤因比认为，历史上曾有过的26种文明，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剩余部分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其中包括西方文明。汤因比以及给了他很大启示的斯宾格勒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斯宾格勒也因此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很不看好。但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宿命观有所区别，他认为那些灭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过程中都有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机会。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点燃创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断改良，就能够获得新生。［6］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只是一本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明的成就感到幻灭，因而能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成见。他提出的文明发生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对文明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他看来，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只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对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注意不够。所以，他的世界史体系只可以说是各文明之间的历史，而不是自成体系的世界史。在汤因比后，文明史观的重要代表亨廷顿提出了举世瞩目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继承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想，但更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依据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位于文明的冲突，文化和文明成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文明冲突的历史，语言和宗教在文明冲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文明冲突是当代全球社会矛盾的实质。［7］此外，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代表作《文明史纲》中，创造性地将文明史同长时段、分层理论相结合，建构起了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对于文明或文化的命运只做了肤浅的循环解释，只注重了短时段的事件和人物，回避了历史时间，缺乏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总括来看，文明史观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民族国家在文明史的视野中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这就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从斯宾格勒“文化循环论”到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再到亨廷顿的“文明周期论”最后到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理论，这是西方文明形态史观的四个代表性范式。斯宾格勒悲情地演绎了西方文化没落的挽歌，其文化悲观主义犹如警钟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文明反思。经历了20世纪的战争与苦难，汤因比带着拯救西方文明的责任感与冲动感，力图找到克服西方文明弊端、实现文明复兴的路径。文化形态史观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突破，但它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已经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的判断，依然带着浓郁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也就是说，斯宾格勒、汤因比二人表面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骨子里是十足的西方中心论者。而且文化形态史观依靠直觉分析的方法，对文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诸多结论缺乏对物质动力的根本把握，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不过，汤因比“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的主张，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三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主张从全球整体的视域去研究世界历史，注重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毫无疑问，近代以后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由西方人和西方国家发起的，是以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奴隶贸易、军事占领、强制贸易、工业品倾销等野蛮、血腥的方式进行的。因此，世界史叙事是以西方视角和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史的主要历史时期都是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尤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对于中国的冲击，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土崩瓦解。当今世界，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经不合时宜，且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因此，新世界需要新史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面临巨大危险，但也拥有巨大潜力，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作为，都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球史观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谈论了整个世界，而在于是否把对象置于建立了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全球史观认为，在近代以前，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处于封闭发展状态，亚非欧三大洲只存在地区性局部交流，而美洲几乎处于隔绝状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的推动，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世界终于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实现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二战后，世界变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地球村，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整体化进程加快。国家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制约的整体，整个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和考验。［8］用全球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审视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时，以西方或任一特定文明的经历为基础的分期方案都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他社会的发展轨迹。比如，源于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时便显得格格不入。对此，《新全球史》的作者杰里·本特利等按照时代特征、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把世界历史分为7个阶段：一是早期复杂社会，主要指公元前3500—公元前500年，探讨的是人类出现后的早期社会的发展；二是古典社会组织，主要指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关注的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三是后古典时期，主要指公元500—1000年，是东半球各社会做出重大调整的时期；四是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主要指公元1000—1500年，关注游牧民族的影响；五是全球一体化的缘起，主要指公元1500—1800年，欧洲人借助思想优势、组织优势、军事优势和工业文明的力量迅速兴起，大肆进行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六是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主要指公元1750—1914年，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逐步建立世界霸权；七是现代全球重组时期，主要指公元1914年至今，包括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图景。全球史观的积极意义在于，其调整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将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气候、地理等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范畴。但从本质上看，所谓“全球化”，就是以欧洲近代文明为原点，不断向全球辐射，试图逐步把世界纳入某个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则体系中的过程。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非西方国家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在此背景下，与其说全球史观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如说它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的。全球史观所尊奉的神圣观念仍是所谓的“科学”“理性”，之所以要强调“全球”，就是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为中心，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消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实现全球文化的一致性。［9］

西方史观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西方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历史观，难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想陷阱。西方三大史观往往以“传统—现代”为解释框架，强调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后发国家必须依附于先发国家，其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逻辑。他们往往从“科学”出发，以“看似科学”的论证向人们传播着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例如，西方文明是唯一“正确”的文明，其他文明都不具备未来价值，或者已失去生命力；西方等于世界，西方历史等于世界史，学西方历史就是学习世界史；西方走过的路是全人类都要走的路，西方引领全世界；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指引历史的终极走向；等等。要正确理解历史、看待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我们就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研究理论体系。现代性（其主干是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揭示的那样，“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这种扩张力量的源头即“欧洲”或近代“西方”，势力范围所及则是“人类”和“地球”。以中国为例，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与以往任何一种局面完全不同的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开端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现代性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现代性所设置的关系之中。然而，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关系，唯有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才第一次将世界历史的本质性深刻地揭示为现代性的支配—从属关系，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2］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404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现代化即进入现代性之中，成为一切民族普遍的历史命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也是如此。这意味着，由此而得到把握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真正“历史性的”或者说是“命运性的”。因为马克思已经用“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明确揭示出其对于世界各民族来说是命运性的历史境况了。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有强制力的，它要求在世界历史的广阔疆域中实现自身。然而，除非它能够超越抽象的普遍性，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被具体化，否则的话，它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历史目的论”将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如天赋人权、个人自由、宪政法治、代议制民主、理性官僚制、市场经济、公共领域的形成）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国家的普适性道路。照此观点和路径，中国历史发展由于缺少以上元素，因而中国无法发展成现代国家，或者必须采取西方现代化机制，中国才可以发展成现代国家。［2］与此相反，一种“历史经验主义”的论点则批评“历史目的论”对中国真实历史经验研究的差谬。此论点认为，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是任何西方理论框架没法概括的。但“历史经验主义”者将理论与历史经验视为截然二分的领域，也具有认识的偏狭性和局限性。因为研究者如果只承认对具体历史经验的研究，并有意无意地排斥对诸如现代性等理论命题的研究，也不能揭示世界历史和世界现实发展演变的本质。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挑战，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学术生态应运而生。

二战结束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建设筚路蓝缕，辛苦求索。事实证明，任何一种外来的史学范式都有其局限性，不能简单照搬套用，而必须从中国的史学传统和现实需要出发，坚定唯物史观这一根本理论准则，以习近平大历史观来分析、把握历史。大历史观在时间上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融贯为一体，在空间上把民族、国家和世界深度地关联起来，是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正确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体现出中华民族史、现代化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视野。在我们看来，构成中国百年道路的本质规定不仅有现代化，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历史性的，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同样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现代世界的出生和生长初始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参与，而马克思主义正是现代世界的矛盾和对立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当现代性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时，就像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普遍的历史命运时，我们在理论上也面临着世界历史之普遍性的问题。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有确切实体性内容的。［2］例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逐渐达成资产者和贵族的特定妥协，并通过所谓的“光荣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1789年的法国革命则表现为一种不断的上升运动，解放者的角色依次由参与革命的不同阶级来担任，激进的党派被更激进的党派所取代，直到拿破仑用军事力量重建了政府的权力。在1843年的西欧，落后的德国不可能重复英国或法国的革命道路，相反，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如果说，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趋势相对来说是易于理解的，那么，为了能够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就必须遵循现实历史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进而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是真正历史性的，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只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历史处境中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展开，才能够把握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性进程，才能够回答道路之问、强国之问、强党之问，才能够回答“睡狮之问”。

从大历史观视野下研究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伴随着对于中国道路的热烈讨论，学者们聚焦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以此说明西方现代性解释模式在解释中国道路上的局限，并证明中国道路同样可以孕育现代国家治理模式。［11］其关键点在于，一是要超越“历史目的论”的局限。“历史目的论”将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如天赋人权、个人自由、宪政法治、代议制民主、理性官僚制、市场经济、公共领域的形成）作为现代国家的普适性发展道路。持目的论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缺少这些机制中的特点，中国无法成为现代国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就是一例。在他看来，现代政治必然产生于国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此“普适”标尺衡量唐宋间的历史变革，发现了君主专制的出现和强化。二是要超越“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在“历史经验主义”者看来，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是任何西方理论框架所没法概括的。研究者只承认对具体历史经验研究的合理性，并有意无意地排斥对诸如现代性等理论命题的研究。三是要与中国道路相适应。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学术生态正在出现，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历史解释”的可能性，形成对现象（事件或制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解释。因为历史离不开作为行动者的人，历史叙事总是围绕人们如何行动而展开的。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群体等，研究者应该展现历史因果过程的历史质性。所谓历史质性是历史蕴含在历史过程之中，促成各种历史现象生成的历史实在，是历史过程的理论“意义”。每一束理论之光照亮了历史的一部分，也便遮蔽了另外的部分。［11］作为历史真实的质性并不只是被照亮的那部分，而是研究者不断照亮历史的过程本身。历史质性所具有的权力在于其促生历史结果的力量。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提出了解释现代国家能否产生的三个历史质性机制：地缘政治，即面对外来国际挑战，能否有效应对，奥托·海因兹提出“战争推动国家建构”；财政动员机制，查尔斯·蒂利讨论了国家财政动员机制，即如何汲取财政收入；政治认同机制，主要是迈克尔·曼关于社会凝聚性和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研究。这三大历史质性被处理为历史人物在微观历史中展开行动的内在动机，由此解释了各种国家制度为什么可以发生——它们是行动者达成动机的手段。由此，作者依照三大机制建立起基本的历史叙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走向现代国家也是一场竞争，现代化目标完成不好的行动者会被淘汰出局。胜利者的成果由此被作为新的历史路径依赖而得到巩固，优胜劣汰使有效的国家建设成果不断累积；在一波又一波的竞争中，国家得以建立起应对地缘政治有效的财政制度与国家社会凝聚力，国家现代性在历史中产生出来。按照这样的叙述模式，作者讲述了18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孕育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赵鼎新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中，以不同的认识模式建立了对中国式现代性的理解框架。作者建立起四种竞争性行动模式，将其视为分析历史现象的四种类型：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作者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中国自西周到现代的长时段历史进程，将中国传统国家发展的历史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两种行动模式被普遍接受的过程。在这两种模式主导下，中国从秦汉开始形成儒家的“儒法国家”形态。在此种形态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资源的累积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形态。作为中国历史质性的“儒法国家”形态，可以回答一系列具体的历史经验性问题：为什么中国自秦汉确立的政治制度模式可以经历不同的时代变迁，灵活应对挑战，又保持相对稳定；为什么清代与蒙元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可以建立更持久的国家；等等。正是基于对历史质性结构的认识，作者提出了传统中国与现代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作者看来，“儒法国家”与现代性政治在基本运行逻辑和资源累积特性上根本不同。在历史叙事与分析中，现代性代表了特定文明形态通过稳定的行动模式而长期累积的权力资源分布特性。在李怀印看来，国家建设者具有追求国家现代性的动机，并可以不断调整自身行动而实现诉求。这是目的—手段的存在论模式。但赵鼎新并不认为不同文明的行动者具有追求现代性的共同动机，他关注不同文明中的行动者如何理解和展示其行动意义，证明行动和目的合理性。这是以“意义理解”为中心的存在论模式。［11］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形成了科学的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准确把握了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大历史观坚持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根植于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积淀，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有益成果，立足于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动实践，实现了世界史观和人类文明史观的新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文明形态史观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在认识上，文明形态史观把宗教、哲学思想等观念形态看作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割断了其与物质社会的联系；在方法上，文明形态史观运用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将宏大叙事与经验相结合，这种考察文明的方法无法经受实践的考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角度，阐明了唯物史观。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的根本特征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交往的基本形式就表现为处理“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外化与内化、现代与传统、全球与本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历史观基于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包括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主张坚持自觉的历史意识，立足当代，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探究历史规律，确立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这种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与发展，体现了恢宏而深邃的历史感，展现了历史认识的宽阔视野和宏大格局。大历史观主张从时代与大局的联系中认识当今的中国与世界，认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辟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由各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代所构成的。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并总是同一定历史阶段所要回答或解决的重大问题相联系。时代不仅仅是历史或时间的概念，它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民族和世界等因素为一体的总体性的概念。把握时代首先要清醒地把握“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观和大局观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理解百年大党、千秋伟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重大主题的深刻内涵。只有把新时代10余年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才能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的高度，科学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诗的历史事实。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正确认识5000多年文明史以及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和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够深刻认识到，历史的演进取决于人性与生产方式的平衡，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新现代性，正是一种新的人性与生产方式的匹配、适配。

二、重构文明：中国道路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树立大历史观，我们不仅要系统学习总结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还应该将视野继续放大，深入系统学习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要把新时代10余年史置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之中学习，把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70多年的新中国史之中学习，把70多年的新中国史置于百余年党史之中学习，把百余年党史置于18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和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上溯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才能形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视野，在长时段、广尺度的时空情境中揭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实践之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本质性和必然性，则是通过百余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证明的。这里所说的“证明”，意味着上述关联历经长期的历史考验，并在这种考验的结论中成为真正历史性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中国的社会革命历史性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全面地展开并得以真正实现；同样，如果这场革命不是最终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就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起源于中国革命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2］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五四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框架。首先，五四运动的基本观念是现代化，就是要求推动中国历史性进程的现代化。五四运动秉存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就意味着要使中国的历史性进程进入现代化之中，即进入道德理念和价值目标的新定向之中。其次，五四运动不仅是一般的观念的运动，而且是现实的历史运动。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五四运动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之所以还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是因为在现实中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主义世界恰恰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因此，除非中国革命能够反对这个敌人，否则它就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就不可能为其现代化事业的整体进程真正奠基。也就是说，正是现实的五四运动表明，反帝反封建是同一个历史运动。这样的历史运动意味着，如果不能同时摧毁这两个敌人，就不可能摧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就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决定性地开辟出继续前进的道路。正是这两种革命同时并举，才能够使现代化在中国道路上呈现。再次，五四运动有反映历史趋势的一面。五四运动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历史事实，而且还表现为特定的历史趋势，即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而且反映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运动中，最后尤为突出地展现在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进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定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出现，意味着中国革命采取这一定向的积极开端。［2］然而，在世界历史所敞开的理论和实践境域中，新民主主义是和社会主义相关联、相贯通的，没有这样的关联和贯通就根本没有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的革命政党理所当然地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思想理论基础。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可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之中，“六史”合并为“三史”，即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这“三史”融通的视角，特别是用近现代和当代的实践来审视中国道路，我们不难得出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得到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超越与回归这三条中国道路的主题主线。从“走自己的路”到“四个现代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掌握了历史主动，其关键词是“自己的”，从“破”上力求破除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传统“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从“立”上确立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自主性”，从“走”上达到认识自觉，突出的都是“自主性”或者“主体性”，其具体内涵和分析维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发展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其主线是坚持与发展。西方大国崛起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也催生了社会主义思想。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社会主义由“科学”变为“实践”；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社会主义由运动上升为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有人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人们正在见证“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其核心密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以其真理的光芒照耀着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尽管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发展方向之中。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2］但是，1989—1991年，世界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似乎都已认定，马克思主义最终将被送入历史陈列馆，而《共产党宣言》的结论破产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部著作，福山宣称世界历史在现代性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完成，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中，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一种其他的可能性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挽狂澜于既倒，才能展现坚持真理、发现真理、创新理论的伟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当代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保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成功地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理性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比如，明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指引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再如，指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关键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有了源头活水和坚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3］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一系列深刻精辟的论述：“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3］“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3］。“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3］“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谱写的，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三是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道路的百余年探索不断推进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统一，并使这一统一在不同阶段上得以历史性实现。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最初是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自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了主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展开为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运动进程，而且在特定的阶段上，使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被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而这样一种本质上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可能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执着于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与此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源于“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中国道路百余年探索的本质规定理解为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程，而且贯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整个发展进程始终是一种真正的探索，它是在错综复杂曲折起伏的进程中不断生成的，是在现实的繁复矛盾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牢固地建立起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而这种关联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中国道路百余年探索的各个阶段上。如果说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那么这条道路40多年的发展，可以概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广阔实践中。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同时也被进一步规定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将作为历史里程碑被载入史册，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得到历史性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并且因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完成，也是建党百余年历史进程的划时代丰碑，并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之后，当我们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回望历史时，才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对其非凡意义做出真正历史性的估量。这样的意义是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它突出地展现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积极创新和发展壮大，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拓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积极前景。不仅如此，当中国的历史性进程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充分的肯定性意义时，它也突出地展现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从不表示也从不断言中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恰好相反，它敞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领域。一方面，如果不是现代性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就不会有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定向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结晶新现代性就不能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2］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已从过去世界的边缘与角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学术、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思想、中国制度、中国治理自然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使现实的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守正与创新

从大历史观看，自传说时代到中华民族的融合形成，自夏商周到秦汉到唐宋元明清再到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有两个大变局：一是近代以降所面临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二是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史上，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命运曲线从高处“落下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余年奋斗，我们又从谷底“升起来”，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纵观党领导的百余年奋斗史，贯穿其中的主题词就是复兴，而实现复兴的路径则是守正与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13］这些重要论述，既点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在于守正创新，也揭示了守正创新的重大原则和实践要求。我们在学习把握守正创新的精神实质时，要着重领悟运用以下深刻思想内涵。

一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得益于有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科学指导思想和强大理论武器。新征程上，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思想武器，特别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到永不偏航、永不叛道。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就要以时代为母、以实践为源，坚持“两个结合”，坚持问题导向，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新的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并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是守党的文化领导之正，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14］32-33“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4］35守党的文化领导之正，就是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文化领域各方面，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新，就是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从而推导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这一重要结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4］306，“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4］325，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民族复兴新华章。

三是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创时代表达之新。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3］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就是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不故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激发其现代活力和价值，同时以开放的心胸对人类创造的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并使其为我所用，在滋养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洪流中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实应用价值和重要的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丰富的破解人类现实和未来发展难题的智慧，我们要秉承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情怀［15］，创时代表达之新，借助新技术、新方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传播力，以生动活泼、富有魅力、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育人民，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与回归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和突飞猛进的时期，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6］400“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123-124中国式现代化始于近代，形成于百年，发展于新时代，其主题主线是超越与回归。其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还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另外三大文明都先后中断、夭折、枯萎，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第一个特性——连续性。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结合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随后，西方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世纪，而我们经历唐宋元明，创造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从14世纪开始，西方借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摆脱了思想束缚，并通过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掀起了西方现代化的浪潮，其核心词是“加速度”，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模式则显露出缓慢演化的颓势。鸦片战争后，更是雪上加霜，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拯救民族危亡，各阶级和各种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救国方案，进行现代化探索。

体现在超越上，就是对西方的学习、追赶和引领。从学习方面看，从尊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尊崇“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戊戌变法，再到尊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辛亥革命，直至尊崇“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我们进行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的学习，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洋务运动的理论主张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其是在器物层面上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主要是从制度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五四运动主要是从思想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如何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问题上，争论较为激烈。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路线和观点，即完全接纳西方化的现代化，完全拒绝西方化的现代化，可以西方化但不能现代化，接受现代化但不能西方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起飞阶段可以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加快发展阶段西方化的比率要下降而本土文化应该获得复兴和伸张。总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归于失败，而五四运动的现代化主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追赶方面，这是一次新的回应，其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寻。这种回应，在文化层面上就是积极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领导力量层面上是具有先进组织的领导，最关键的在道路层面上是从根本上积极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任，道路探寻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防御性回应而变为积极主动应对，从指导思想、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三个根本方面掌握了历史主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性转折意义，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其中，道路问题，就成为我们党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最根本问题。［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尽管我国在奋起直追的过程中因迫切地“赶超英美”而走了一段弯路，但也因此积累了宝贵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改革开放后，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引领方面，进入新时代，我们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特高压技术、量子通信技术、大疆无人机相关产品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体现在回归上，就是对传统的传承、转化与发展。就世界现代化的过程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特别是我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也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从保守走向革新。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声名日下，一些人将传统与愚昧、无知、落后等同起来，主张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学术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检讨和猛烈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再度受到沉重打击；改革开放后，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但传统是无法割断的，是不可忽视的。从本质上说，传统可以通过转型和创新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如果完全隔离甚至剥离传统，将会失去根基和血脉，如同沙上筑塔，既达不到现代化应有的高度，更缺少可持续性现代化的生命力和安全保障，这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国度尤其如此。传统的巨大拉力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本土化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等人在赴欧洲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游历，并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西方世界后，就撰文强调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出不能无限崇拜西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四个自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过程中，从开发数字化应用及文创产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到立足中华审美风范，让优秀文艺作品竞相涌现，再到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中发展，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被彻底激活，在新时代展现出蓬勃生机，焕发出巨大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3］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底色，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理念，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

在超越与回归的关系上，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到，如果不是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依然会是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基本活动就既不会展现为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但现代性的力量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为之架构了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在这里，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和根据，它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即资本和形而上学。现代化则意味着进入资本和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现代性之中，它会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一种天然的本能的预设甚至锁定。而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必然具有在追随和引领现代化潮流的过程中展现出既主动学习、参照、借鉴又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气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拓展角度讲的，它源于并进一步推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源于”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源和基础；“进一步推进拓展”表明，中国式是从中国特色创造性地置换、提升出来的；“中国特色”表达的是蕴含中华文化，体现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中国式”则把它进一步提升为一种中国范式，这是一种更为规范的表述，表达的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类型，因而具有类型学的意义；“现代化”则是从社会主义转换、凝练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应然性来讲，它既区别又高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它既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弊端，又注重减少类似于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付出的代价。［4］这里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文明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果说文明化的本质相对于原始的“野蛮”是一种“斯文”，那么，现代化则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和新质生产力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新现代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审视中国道路的三个视角，但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就是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也是全民族积极的探索和自主的抉择。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开端的，那么，以之为参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变局将是极其剧烈且意义极为深远的。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变局又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非同寻常的、实质性的联系。中国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中国同世界历史的命运自1840年以来就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一进程会被视为世界历史大变局中特别重要的相关变量。因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形成自身飞跃的同时，开始对世界历史展现出新的非凡意义。这个转折点是新的历史方位，它通过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而展开它的整个意义领域。因此，只有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历史显现出来的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程开始对于世界历史展现出重大意义——不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意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日、德、法等的现代化强国，那么这一进程就不会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只不过是某种表征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而已。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越现代性本身而创造一种新现代性，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新的文明类型是指它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现实前提是在特定的现代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绝不仅仅限于现代性之中。［2］对于新文明类型来说，现代化任务的展开与实现只是大厦的基础，而不是大厦本身，它的成长和发育不会被封闭在现代性的体系内部，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突破和超越现代性这一体系。这种新文明类型，在国内表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表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所以是现实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实践进程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已然形成的目标取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高度现代化的，又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的，而这两者的实践统一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自当今中国的实践展开，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为其开辟道路的。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那种能够标识新文明类型可能性的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也已经在我们眼前积极地呈现出来。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固然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前提，但它的性质已越出现代性的规定之外。［2］例如，“文明互鉴”只有在现代性的力量所设置的支配—从属关系被突破和被超越的地方，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并且迎来它的繁花盛开；而“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在突破并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现代性的丛林法则时，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个体”与“共同体”（共同富裕）、“竞争”与“合作”、“资本逻辑”与“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天下体系”（“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展现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里的“新”是相对而言的。首先，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它是新的，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开辟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或者类型，打破了那种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也在努力减少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代价。其次，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的“新”。［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推进和拓展出来的。他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7］在小平同志这里，“中国式的现代化”包括两大内涵：一是适合中国国情，二是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标准。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避免了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付出的代价，又是明确对接“新时代”的，其目标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重构文明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既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又极其重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为传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的根基和资源，而现代化则是发扬传统和维护发展中华文明的根本途径和有力保障，不建设现代文明、不创造文明新形态，就没有文明的未来和光明前景。人类进入全球化以来，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在相对封闭甚至孤立的状态下发展，而必然与其他文明形态在相互借鉴、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冲突中同步演进，进而发生文明的兴衰。尽管我们崇尚和倡导文明的平等、共生、共赢，但是文明演进的丛林法则也必然地会发生作用。如果传统文明不能及时追踪和完成现代化，不能创造文明新形态，则必将导致文明的衰落甚至毁灭。中华传统文明数千年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在18—19世纪的工业文明时代潮流时没有及时完成转型，结果泱泱天朝大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一个仅包括军舰16艘、运输舰28艘、武装汽船4艘、载炮540门的舰队和陆军加皇家海军陆战队总兵力1万人左右的武装打得一败涂地，屈辱地签下中英《南京条约》，从此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凄惨境地。用斯宾格勒的视角来看，一种传统文明如果不能及时转变为现代文明，那它就会因为缺少“技术方面的权力意志”而“虚弱”，进而容易被其他现代文明轻易地毁灭。他所举的例子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被西班牙的一个仅有“不多的几门大炮和几十支手枪”的殖民探险队所摧毁的惨痛教训：“古墨西哥神庙确实完全具有一种古典的特征，即表现在技术方面的权力意志的薄弱，这种特征使阿兹特克人的武装始终很差，从而使它们的灾难成为可能。因为，这正是一种由于横死而结束的文化的唯一例证。它不是枯萎而死的、被压制的或被遏抑的，而是在它的全盛时期被杀害的，像一颗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那样地摧毁了。”［18］105“在这里，这无妄之灾是如此地极无意义，如此地极端荒谬，就是在最胡闹的蠢事中也是不可容忍的。”［18］106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3］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充分汲取、转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歧视、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冲突。同时，要以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力和参照力，增强中华文明的魅力、友善和强大实力，既有展示善意的诚心，又有应对恶意的实力，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三、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道路与中国道路阐释的中国学派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在实践上雄辩地证明了这一道路的伟大成功、伟大成就，还在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上、更高层次的价值意义上、更广范围的文明意义维度上为重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文明体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巨大空间。在党的十九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6］9的重大意义之外，如何阐释中国道路尤其是如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极为迫切的重大课题。中国道路成就辉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震古烁今。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它必然会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巨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而言，都是一个新事物。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但是，在亚洲，被称作“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这也特别说明，我们需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加强理论上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建构，是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知识体系的问题，而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逻辑、思想框架、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中国，虽然有“过渡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以及“转型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等理论范式，但都没有产生世界性的重大影响。我们需要围绕“新发展社会学”“人文经济学”“文化法学”等新的学科形态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要建立比较完整、完善的关于中国道路阐释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突出三大主干问题，即特色方式、特色理论视域、特色学派。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即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独特之处。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整个现代化的理想、理论、目标、方略乃至文化底色、精神力量、组织体系、行动主体等都是在党的历史自觉、勇于担当、高瞻远瞩、精密筹划、不懈奋斗的情形下实现的，具有无与伦比的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能与势能。二是有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因战败等原因，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造成了晚清财政的崩溃和国运衰败。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从中国掠夺了巨额财富和资源。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被剥削压榨到民穷财尽、一穷二白的境地之后，仍能坚定地成功地走上现代化新路。这种极低的现代化建设起点、极端匮乏的现代化建设条件和极其艰苦卓绝的现代化建设历程，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而坚不可摧的精神禀赋，是中华文明多难兴邦基因的鲜明体现。三是现代化人口规模庞大、不同发展阶段叠加、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所有这些复杂因素既增加了现代化空前的难度和挑战性，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们党及其所领导的现代化主体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意志和能力，增强了现代化建设攻坚克难、抗压抗变的锐性和韧性。中国式现代化是14多亿中国人共同走向现代化，而世界现代化进程虽然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但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不到10亿人，这就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变迁，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形成了5亿人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及其成功、成就是在没有侵略他国、没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难民的前提下实现的，这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截然不同，从而开创了和平式、文明式的现代化新形态，做出了巨大的世界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色体现了发展阶段和跨越式发展的叠加。在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面对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问题，即面对和解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我们要保证粮食安全，要使国内消费成为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防止过早“去工业化”，要采取最严格的绿色发展措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兑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面对城乡发展的差距问题和人的现代化素质差距问题，需要统筹协调、综合平衡、风险对冲，避免和防止顾此失彼、合成谬误。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开放程度和复杂性都前所未有，其面临的世界性压力和产生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现实与实时的，各种风险随时都会发生，需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用以往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冷战背景下的“两大阵营理论”以及“文明冲突”理论来观察、阐释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都难以深刻揭示现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从深层原因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还从未面对过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日本经历了“脱亚入欧”，而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拒绝全盘西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文明冲突”，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表达。如今，无论是西方的政治体系还是学术体系依然沿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视角来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用“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来抹黑中国的政治体制，实质上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偏见和拙劣，也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懒惰和贫乏。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色还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及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带有转折性的。对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实施了一系列突破性战略。一是发展观革命。面对新发展问题，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系，用以统领发展全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一次新的发展观的革命。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涵盖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完整体系，每一个关键词都对解决新发展阶段的瓶颈问题极具针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其优势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世界上既成的现代化成果和经验，承接发达国家一些中低端产业转移，但同时有可能被低端锁定，并且容易受到高端技术和产品的封锁，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上被“卡脖子”，让优势变为枷锁。因此，自主创新变得极为关键。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第一位，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全面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在关键和核心技术上打破垄断，牢牢把握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命脉，全面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健“筋骨”。二是实现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问题和普遍的现实问题，如果不均衡问题持续加重，必然导致现代化动力削弱、现代化社会风险加深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非均衡状态造成的巨大动能，释放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激励效应，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赶超步伐和突破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将中央顶层设计与调动地方、区域、行业等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有机结合，统筹兼顾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均衡和发展进度均衡，将沿海与内陆、中心与边缘、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集群、内循环与外循环等协调匹配、分类施策、扬长避短、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减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冲突和资源损耗，保障现代化综合效益最大化。此外，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最大均衡问题或者难题是城乡均衡问题。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公平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包含乡村振兴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要求有千条万条，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根本的一条。中国曾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积贫积弱，长期陷入小农经济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即迫于生计，只能在有限耕地面积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却不能实质提升农业生产效益。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振兴既要突破传统农业内卷的怪圈，又必须在坚持自主粮食安全战略、确保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不断探索完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综合运用国家、市场、社会、资本、科技、人才的力量，通过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兼业，以及推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增强农民长远发展能力，持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通过农民个体和群体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使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效应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形成的合力，自然地会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若不加以及时有效的调节就有可能使现代化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对立、内部矛盾加剧，削弱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因此，从2006年起，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从而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保证了我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建设现代化的良好局面和强劲的推进力量，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经验。四是持续保持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红利。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效益既来源于我国较长一个时期的人口红利，又在于我国长期坚持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及时地运用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成果支持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通过人力资源的涵养培育及时地弥补了人口红利减弱的真空，为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五是在绿色发展硬约束要求下保障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与资源环境约束和地球承载力的矛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范式，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更为直接。如果仍然沿袭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子，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受，而且国际舆论压力同样不堪承受。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根据自身确定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自觉贯彻绿色发展的“双碳”目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占比，坚定积极地进行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关切，占据现代化建设的道义制高点，将绿色发展从挑战变为机遇，未雨绸缪、早着先鞭，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先机，使新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推进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六是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必然要求和根本条件，传统中国由领先到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明清以后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1978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宪法。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一个发展前景极端不确定的时期，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竞争与磨合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是彼此机遇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态势，放弃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谋略和“零和博弈”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开拓了广阔发展空间。”［16］228

总之，14亿多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多年文明，这三个要素在西方全部现代化历史中是没有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了起来，没有对外侵略，内部保持了稳定，这种事情肯定是需要重新解释的。与之相应，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前者是经济体制变革转轨，后者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变迁。这两个转变同时进行，在现代化历史上非常特殊。［19］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同时进行的双重重大转变，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对此，用“市场转型国家”的理论框架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理论框架都解释不通。过去一般认为，与社会结构转变的长期性和艰难性相比，经济体制的变革是阶段性的，但现在看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经济体制仍然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断进行适应性的深化改革和创新。也就是说，对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阐释，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是驾驭中国巨大变迁快车的关键。我们要深刻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色，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走向。

（二）中国道路的特色理论视域

中国式现代化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成功经验，也有自身的特色视域，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笃行人民就是江山的坚定政治理念：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西方现代化把多党制、两党制或朝野制衡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和推进现代化的组织力量，客观上说这种政治形式在西方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下确实发挥了激发社会活力、集中多数意志、保障社会成员基本权益等积极作用，但这种政治形式并不是唯一的、通用的政治形式，更不代表合理、完善的政治形式。它所内含的资本主导、个人至上、恶性竞争、赢者通吃、政治极化等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造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伤疤。近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中产阶级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产生普遍的失望和焦虑情绪，反建制、反权威、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新民粹主义兴起，造成社会撕裂，促使极左翼和极右翼走强，动摇了传统大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凸显出西方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政治形式的先天缺陷和现实局限。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华数千年“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政治文化基因，坚定地奉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价值准则，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人民的共同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共同利益修正错误，把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执政的社会基础，既不断探索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又深入不懈地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牢牢地把握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从而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实现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安居乐业。从党的具体执政实践来看，大到消除绝对贫困、实施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战略，小到推行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和治理背街小巷等具体措施，都是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时刻做到居安思危，把脱离群众当作最大的政治风险，把丧失民心当作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和最大的政治灾难，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加强社会团结。这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政治经验和政治实践依托。

二是尊重民富国强的逻辑：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巨大的国家外部安全威胁环境下和国穷民贫、百废待兴的国内薄弱经济基础上，我们不得已选择了“先生产后生活”、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重工业赶超战略完成初始现代化资金积累的道路。这种现代化战略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看具有动力不足、活力不足、效率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出发，选择了优先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生产的产业战略，大力发展民生产业，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民富国强的新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从国弱民贫到民富国强的道路，都是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发展挑战做出的必然选择。［19］但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只有把发展动力建立在民生福祉之上，将大国重器研发生产与民生需求统筹协调，把生产和消费密切结合起来，将国家能力与民众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同步提升，才能调动起亿万民众的发展激情，才能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有效突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循环。

三是非均衡中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资源稀缺和条件约束是一个现实的、普遍的情形，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能力不足、财富赤字、战略透支的压力。快速推进现代化是全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共同的追求，均衡与和谐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和追求的目标，而现实中的发展状态可能更多的是非均衡与非和谐的状态。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既要找到突破点，又要找到均衡点，还要预备相对充分有力的调控手段以管控风险，不断地从非均衡走向新的均衡。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但实现发展瓶颈的重点突破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老工业基地复兴、资源型城市现代化发展转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低碳目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都是要实现的新发展均衡要求，也是夯实基础、蓄积能量以便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实现更大突破的战略支点。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答对了很多题，但还有更多的难题需要解答。

四是国家治理的框架：政府、市场和社会。当今社会，全世界有许多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发展动机和具有非常优越的实现现代化条件的国家却没能如期地实现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过去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时，通常采用“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且往往把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立起来，更多展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作用和形象，进而设置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制衡的非信任关系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政府与市场则往往变异为相互掣肘的关系；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时，又比较倾向于使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且习惯于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作为相互制衡的力量，其实际后果往往表现为国家与社会长期陷入撕裂、对抗的旋涡，消耗了大量的现代化建设资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探索出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新的认识框架，即“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治框架，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有秩序的市场和有活力的社会，它们共同发挥作用而又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从总体上概括，在党的强大政治领导力的总揽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国家执行力、市场的激励力、社会的凝聚力不断释放，国家的政治资源、经济资产、社会资本快速积累，中国已经从一个“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国家，变成“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国家，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理论视域和实践路径既引发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的思考，也启发了其中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这一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世界性贡献。

五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将是一个连续的结构改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推进的现代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不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社会形态，推动着总体性的社会进步。现代化虽然直观上体现为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其内在本质则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跃迁，因此，我们要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以表示现代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是突出体现为发展的特性，由现代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的跃迁、进化、优化可以反过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和社会进步。在现代化理论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后现代理论应运而生。但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虚拟社会正在无限扩展。就中国而言，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从温饱阶段到小康阶段、从小康阶段到全面小康阶段、从全面小康阶段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要解决不同的突出发展问题和突破不同的发展瓶颈。这种立足国情，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发展战略，遵循发展规律，不凭激情去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的现代化推进战略，保证了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狂飙突进、高速增长、积极稳健、综合平衡、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策略，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优化社会结构，及时化解经济增长冲击社会稳定的某些负效应，很好地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奇迹。

六是从渐进变革到全面依法治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把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驾驭中国式现代化高速航行巨轮的稳定之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没有采纳当时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的建议，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的强行转型，而是采取渐进式变革方式，着重于激发释放内生性的现代化力量，避免了难以承受的社会震荡代价，从而通过发展成果有效抵消了改革成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型来看，其社会震荡代价远高于渐进式改革的摩擦成本，而国家解体的代价就更加无法估量。现在看来，渐进式改革虽然不是一切改革的普遍法则，但它符合中国通权达变、因势利导的文化精神和实际国情，从而使我国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制度都已经趋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据，顶层设计和全面依法治国逐步成为中国在新阶段推进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承受程度、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积极探索等很好地协调起来，把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步推进，用依法治国来吸纳、巩固、提升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方式，为世界新型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参照价值的标本。

七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广泛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具有科学决策力和强大掌控力的中央政府组织、组织体系完善和执行力强劲的中低层级政府组织、稳定有序与活力迸发的基层社会组织，从而在全社会的各个层级上和群体间形成高度的社会共识和集体意识，奠定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皇权”与“绅权”分野、大一统国家与乡土社会相互支撑，通过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分立而尽可能减少社会治理成本。这种治理模式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一旦皇权崩溃、战乱频仍，就会造成基层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而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和基层社会资本的耗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除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来提升国家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外，还创新各种组织形式，以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为统领，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逐步克服了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但同时，由于这种组织形式单一并突出政治化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基层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创新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释放社会活力，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个基层社会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再组织化过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大量涌现。但这种组织在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导致各种利益矛盾和心理冲突日益加剧和复杂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338如今，“共建共治共享”正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想框架。如何形成一种既能够抵御非常态现代社会风险，又能够适应常态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变得十分紧迫。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所必须关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八是主体特性与共同体共同价值：“做自己”与“在一起”。现代化是有主体特性的，首先是“做自己”，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其次是尊重和追求共同体存在，就是要“在一起”，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方向和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但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果都走同一条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必然走不通，如同道路拥堵一样，不仅很难通行而且还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每个国家和地区只有立足自身特点和实际开辟现代化新路，才有可能曲径通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同时，现代化也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准则，如：崇尚自由、平等、守信、创新，使市场经济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追求公正、法治、信任、包容，使社会生活有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但也不惧怕被当作“西方价值观”敌对的国家。中国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19］中国在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与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不确定性，但丛林法则是走向毁灭的选项，“修昔底德陷阱”也是人为渲染的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过时的历史观，人类应该有智慧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这当然是一条非常漫长艰难的道路，但大国都需要具有管控竞争的智慧和能力，抛弃地缘政治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明冲突和冷战思维的陈腐执念，走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发展之路。

在如上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和军事的，还应该包括科技的和文化的。中国如果能够实现在科技上的自立自强，如果能够实现科技上的自主创新，那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新质生产力。同时，中国还应该有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能够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更有魅力的生活方式。14亿多人，5000多年的文明传承，在进入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与西方不一样；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在这方面，我们传统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应该是有教益的，就是能够驾驭自身的平衡。我们应该增强文化自觉，告诉世界应该像中国那样做，把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平衡好，从而塑造一种更好的国际关系、一种更好的社会内部关系，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价值。事实上，西方害怕我们的，正是我们在现代化发展方式上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地方。

（三）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道路阐释对中国学派的呼唤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道路的新时代延伸，新时代的中国道路需要中国学的新时代表达，进而在中国道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学派，以揭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当然，作为一种学科思想体系，中国学派的形成还需要更加清晰的分析逻辑、更加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加学理化的思想表达和对中国经验更具普遍意义的阐释。为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今特别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体现在三大问题上，即我们党如何才能长期执政、我们的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人民如何才能幸福安康。纵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从“世界失我”到“确立自我”再到“世界有我”“世界向我”，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世界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既体现在不是仅从道路来谈中国式现代化，而是从更为广阔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层面和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又体现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建构，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更体现在我国由过去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依赖”走向今天的“话语自主”，掌握了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这有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4］如今，一味沿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西方展开平等对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伴随着中国决定性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如何摆脱“学徒”状态而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获得“自我主张”，既是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在学术上的转折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构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但是，面对这一时代重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巩固主体性中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需要抓紧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

构建新时代中国学，主要研究新时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20］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有机统一，既有鲜明的科学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借鉴外来。在内外关系上，要既向内看，又向外看；既向后看，又向前看。向内看，看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向外看，看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向后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前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要坚定走中国之路的政治信心，增强和保持战略定力。研究中国之路就是要深刻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密码，客观反映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创过程和强国富民逻辑。中国之路深刻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异军突起，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都提供了一种经典的样本。研究中国之理，就是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价值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理念、价值观念等的有机统一。中国之理的背后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21］研究中国之治，就是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力和自我革命精神的前提下，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动力，不断完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中治国理政的有益成分，在继承基础上综合创新，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增强国家能力，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今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在坚定中国文化立场、注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也不能闭目塞听、闭门造车，而应开阔国际视野，真正体现大历史观，借鉴吸收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有益成果，重视研究其富有启发性的课题和思路。2023年11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22］如何看待和理解海外中国学基于对中国的观察而产生的具有较大世界影响的各种认知，涉及中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世界中国学既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也要破除中国中心论的想法。要注重“他者”的视角，通过“交互主体性”，提升“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我们不但需要理解中国学的来龙去脉，还要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观点进行梳理和研究，更要向世界传达真实的中国形象。因此，探索和构建世界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就成为学术工作者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已有的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中，有国学、汉学、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研究。这几个概念有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区别，需要加以厘清。所谓国学，主要是针对中国经史典籍的研究。所谓汉学，主要是指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着眼于观照“历史中国”，汉学与国学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研究主体，国学是国内学者做的研究，汉学是国外学者做的研究。所谓海外中国学，是指国外中国研究，着眼于观照“现实中国”，以区别于汉学所呈现的“历史中国”。所谓世界中国学，是指外国和我们自己对彼此共同感兴趣但尚未有共识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是“自我”视角和“他者”视角相互交织、比较平衡的一种文明交流视角和研究范式。当前，现实影响最大的是世界中国学研究，其具有较高世界关注度的是七大具有全局性的“中国问题”，包括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康德拉季耶夫之问、福山之问、雷默之问、李希霍芬之问。

汤因比之问。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史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对人类各文明发展的历史做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汤因比看来，人类社会出现的20多种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不衰。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传承至今，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因素。汉字源于对大自然天地万物的图画，其以画表意的特点是对普遍宇宙真理的象征，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中华民族持久强大的心灵凝聚力。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居天下之中，塑造了中央集权模式和大一统国家的共同信念，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衰的坚强保障。中国辽阔的疆域、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形态孕育了众多的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在长期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强化了中华文化的高度适应性、包容性、创新性、坚韧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等思想的传承和革新，其是中华文明持久不衰的思想根源。汤因比曾经和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讨论关于东西方文化还有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问题。在历史沉淀中，汤因比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分裂最终会走向灭亡，只有统一才能够长久存在。繁荣发展的西方在文化层面却逐渐走向分裂，中华上下五千年以尊崇和追求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文明将给人类发展带来智慧和启迪，引领整个人类走向一个更加繁荣的文明。汤因比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质疑和对东方文明的新颖认知以及关于文明兴衰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彭慕兰之问。彭慕兰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其著作《大分流》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大分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我国清朝江南地区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到商业化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大致相当。东西方的发展拉开差距是因为两个偶然因素：一是英格兰的煤矿，二是美洲新大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开发。彭慕兰认为，欧洲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新世界的发现。这两者使得欧洲是否集约利用土地变得不再重要，同时造就了其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全球局势使美洲成为欧洲所需初级产品的主要来源地，极大缓解了欧洲的生态制约。这份幸运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道路。与此同时，亚洲却陷入了发展的死胡同，在原先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缘于英帝国与清帝国性质的巨大差异。像其他欧洲帝国一样，在英帝国中，英格兰被设置成为最发达的地区，即“母国”，所有殖民地的资源都是为其服务的，从而为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清王朝也是一个帝国，但其江南地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相反，出于维稳的考虑，清帝国会从江南不断加重幅度抽取税赋资源，用于稳固帝国边境，导致江南地区难以集聚应有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工商业的资本。英格兰与清朝江南地区这两种相反的资源流动方式，成为导致工业革命大分流的最重要原因。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土地占有情况、外来者平均收入、人口流动去向、土地租赁等影响资本积累、劳动雇佣等的工业革命因素。彭慕兰之问涉及近代工业革命相关的资源禀赋、经济制度、人口流动等因素，其关于18世纪中叶英国英格兰地区与清朝江南地区的比较研究视角富有灵感、发人深省，对于我国目前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非常有启发。

李约瑟之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之问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二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思考：中国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后发学习得也不好，甚至连古代贡献部分也没有保留。对此，李约瑟给出的解释是，现代科学的发端和壮大集中体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英国则恰恰具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一是大航海时代促进了世界各文明的交流，西方文明、东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之间交流的结果就是新思想、新技术得到应用和积累，英国是集大成者。二是大航海后，英国是最成功的全球性殖民帝国，有着后发优势和足够的需求。三是英国的气候和矿产如煤铁资源容易开采并且储量丰富，为工业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四是英国的全球性市场扩张极大地促进了对新技术的需求，如纺织和冶金、采掘需要足够的机械替代人力劳动。科学的发展是全人类文明交流的成果，英国以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大受其益，而技术的积累又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更进一步的发展。基于同样的逻辑，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首先在德国和美国发生，而不是在取得第一次工业革命优势地位的英国发生。大航海之后，西方通过传教士等翻译了很多中国书籍尤其是科技类书籍，与自己的文明成就相融合，在主动学习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此相反，彼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借鉴则较为消极和薄弱，至明代晚期，在很多科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随着明朝的灭亡，科技交流几乎戛然而止，我们主动积极学习西方的进程被打断。在这个过程中，清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以儒学占主导的社会统治阶层排斥科技发明的思想意识等也起到了严重抑制的作用。李约瑟之问振聋发聩，也给我国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康德拉季耶夫之问。在19世纪20年代，苏联学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存在着45～60年的长周期波动。这种长周期波动被人们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把科学技术体系划分为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上，科学原理的发展决定技术原理的发展，技术原理的发展不可能超越科学原理决定的限度；同样地，技术原理的发展决定应用技术的发展，而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受到技术原理的限制。在科学原理的发展促进技术原理的发展、技术原理的发展促进应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原理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原理的发展。一定的技术原理在它的潜力基本得到发挥、转化为应用技术并物化为生产力以后，就会面临突破。技术原理的突破是以它转化的应用技术及物化的生产力为基础，并以一定的科学原理为前提的。同样地，科学原理的发展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一定的科学原理在它的潜力基本发挥并转化为技术原理、应用技术和物化为生产力以后，也会面临突破，这种突破也是以它转化的技术原理、应用技术和物化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自我否定的过程，经济萧条是技术创新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结果表现为经济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系列统计项目进行加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3个长波：一是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期为25年，下降期35年，共60年；二是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期为24年，下降期为23年，共47年；三是从1896年起，上升期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期。全过程为140年，包括了两个半的长周期，显示出经济发展中平均为50～60年一个周期的长期波动。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在扩大经济实力方面会引起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因此，它又是爆发战争和革命的主要因素。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市场的开发、金矿的发现、黄金产量和储量的增加等因素都不是导致长波运动的根本原因，长波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东西，尤其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世界经济约每隔50年爆发一次大的危机的情况从未中断过，证明康氏长周期确实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对于我们以科技革命的视角深刻认识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经济发展低迷的大变局下以举国之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突破，因势利导地进行经济运行逆周期调节，不断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积极管控大国竞争烈度、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局等，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福山之问。福山是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1992年写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认为，自由和民主将成为人类社会制度的终极形态，欧美的民主自由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这一民主—自由模式将成为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此后的历史不会再有国家间的战争或者制度间的竞争，而是说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强力传播。福山承袭了黑格尔的认知逻辑，认为历史是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的。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体制、共产主义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能令人满足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23］可见，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这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历史终结论”提出时，适逢苏联东欧局势发生剧变，这似乎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事实的佐证，世界社会主义无论是声誉还是在现实国家的境遇都面临空前的危机，一时间福山声名鹊起，“中国崩溃论”也甚嚣尘上。但是，中国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某种意义上福山“历史终结论”遭到事实的嘲讽。2010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福山提出，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方面组成：强大国家、法治、政治负责制。“强大国家”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提供基本秩序；“法治”就是承认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民众权利；“政治负责制”就是统治者要对民众负责，民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福山对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做了客观的肯定，但他同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福山提出的问题，恰好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所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雷默之问。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是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他常年奔波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之间，并且拥有一个耀眼的头衔——“北京共识”之父。2004年，雷默撰写的《北京共识》一文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这份试图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报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雷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又推出了《淡色中国》的报告，系统论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探讨“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及发展规律，试图破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谜。雷默认为，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不正确的，有时甚至是消极的，而且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目前，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日益增强的世界影响力仍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是否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商人是否值得信任？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可不可以信赖他们？中国要赢得外界的信任，在做出每个决策时，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会让自己变得更可信还是相反？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文化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同西方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软实力对中国国际关系的未来很重要，但软实力这个想法太简单了。雷默说，他不认为存在软实力，那些欣赏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最后却侵略了中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24］即便是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现在也说，软实力只有在符合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比如美国和英国之间才会起作用，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力量其实并不适用，尤其是当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存在差异时，这种情况更加危险。中国依赖软实力来实现和平崛起的观念应当抛弃，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外界对中国的信任感。赢得信任没有捷径可走，信任是建立在持续开放、透明并参与国际体系的基础上的。对于雷默关于中国道路的认知，无论我们多大程度上接受或者持异议，都应认识到，他坦诚和独到的分析视角足以令我们获益。

李希霍芬之问。李希霍芬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是他提出了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概念。19世纪中期，是一个重自然地理学、轻人文地理学的时代。推动自然地理学走向“科学”是时代主题，人文地理学的“自我存在”未受到重视，但李希霍芬“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工作得到后世更高程度的关注。李希霍芬在《中国》这部成名作序言中有引人瞩目的人文地理叙述，精彩地描述了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李希霍芬对新疆（中亚）的描述，有着开启新时代的意义。他对于这条中西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的关注，是出自对更广阔的人文地理的思考［25］，他对穿越时空的人类交流的重要性的强调至今仍令我们击节叹赏。李希霍芬采用了地理系统的方法来书写人类经济地理学，其中贸易交换为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李希霍芬认为，亚欧间有许多交通线路，其中思想的交流也许比货物的交换更为重要。丝绸之路延续长达两千年，和中华文明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的兴盛与延续性是保证丝绸之路历久不衰的文明基础，中国农耕时代的手工业生产尤其是江南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成为丝绸之路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以今天的视角观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与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看待海外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的观察，深入研判“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对于世界的影响和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各国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世界中国学与新时代中国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内表现为新时代中国学，对外表现为世界中国学。世界中国学是外国和我们自己对共同感兴趣但仍未有共识的中国问题的交互研究，它把这些中国问题置入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格局变化进程中加以考察，所以十分有价值。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内在关联和深层因果关系，形成富有创造性和价值感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为中国道路的思想建构和实践指导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

（原载领导科学，202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21（6）：30-48，204-20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构起来的［J］.哲学研究，2023（8）：15-26，127.

［5］齐世荣.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评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M］//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田农，林传鼎，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7：1-4.

［6］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M］.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总序v-ix.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7.

［8］胡冬敏.变动中的全球史观［J］.智库时代，2018（44）：248-249.

［9］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J］.学术研究，2005（1）：22-25，146.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