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为实现“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决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今年5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指出，“不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从出现频率可以看出，“形象工程”是作风顽疾，损害了党的形象、抹黑了党的面子，必须从根源予以纠治。

一、认清“形象工程”的真正本质

“形象工程”不是政绩，而是妨碍高质量发展的 “政疾”，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形象工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背道而驰，削弱群众对党的信任，有损党的政治形象；“形象工程”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败坏党风政风，抹黑党的作风形象：部分“形象工程”引发外媒炒作，被贴上浮夸、浪费等标签，严重损害国家治理形象。

“形象工程”的表层是“权力美学”的产物，因为它往往源于决策者个人的审美偏好、攀比心理，追求的是视觉上的宏大、新奇与排场，将看得见的发展简化为“看得见的建筑”，把执政业绩异化为视觉符号，使民心工程蜕变为“眼球工程”，避实就虚搞形式、寅吃卯粮铺摊子、浮夸作秀求显绩，其设计初衷是为了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或满足地方主政者的“里程碑”情结，而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绝非简单的审美偏差，而是严重的作风问题，由内而外散发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气味。

“形象工程”的中层是资本错配与资源浪费。 从“古城门”到“灯光秀”，从“刷白墙”到“数字大屏”，从“遮羞墙”到“示范点”，从豪华“办节”到“精致”党务等，这些形象工程，或披着民生外衣冠以“市民之家”，或打着城市名片复制粘贴“不夜城”，或披着创新外衣上马“党建秀场”，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将巨额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投向观赏性、展示性项目，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公共服务、产业升级、风险防范等领域的宝贵资源。它扭曲了公共资源的配置逻辑，以牺牲全局和长远的实质性发展为代价，换取局部和短期的表面繁荣，是一种经济学上的“负和博弈”。

“形象工程”的内核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中体现。它重“形”不重“效”，重“迹”不重“绩”，重领导可视范围、轻群众可赞实效，将领导看到等同于工作到位，将媒体报道等同于群众满意。其决策过程常常脱离科学论证和民主参与，建设过程追求“速成”，管理维护常常后继乏力，背后是拍脑袋决策和新官不理旧账的官僚主义，“面子”背后是严重的“里子”危机。它集中反映了某些干部“唯上不唯实”的工作作风。当为人民服务被异化为“为镜头服务”，当发展被简化为“造景”，民心工程就堕落为失信工程，党的形象就从贴心人变成了“布景师”。这些工程打着“为民服务”的旗号，实则脱离实际、劳民伤财，严重背离党的宗旨，不仅损害群众利益，更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和公信力。因而是一种异化的政绩，是披着发展外衣的“政疾”。

二、深挖“形象工程”的思想之根

“形象工程”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思想、制度和现实根源，共同构成了滋长这一顽疾的深层土壤。只有深挖其根基，方能对症下药、连根拔起。

政绩观严重错位，价值坐标扭曲。一些干部动机异化，将个人仕途晋升视为终极目标，把能被上级领导看见等同于政绩突出。在他们看来，民生实事周期长、见效慢，是“潜绩”；而高楼广场、地标景观看得见、摸得着，是能在任期内快速凸显的“显绩”。政绩观从“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个人前程服务”。二是标准偏差，决策的出发点是迎合上级检查、博取领导关注、争夺媒体报道，而非以满足群众真实需求为第一标准，存在“唯上不唯实、唯名不唯民”的倾向，群众的满意度退居次席，甚至被完全忽视。三是责任缺失，为追求短期轰动效应，不惜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将沉重的包袱留给后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让位于“功成必须在我”的焦虑，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对短期负责不对历史负责，缺乏对一方水土长远发展负责的担当。

监督约束乏力，“制度篱笆”失灵。一是决策机制不科学，“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项目上马常常是“一句话决策”、“拍脑袋工程”，缺乏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专业论证和民主听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程序流于形式。二是考核评价导向偏颇，过去一段时期，考核体系过于侧重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对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群众满意度等软指标重视不够、权重不高。这根考核“指挥棒”无形中鼓励了重“物”不重“人”、重“硬”不重“软”的倾向。  三是监督问责不到位， 同级监督难，上级监督远，群众监督渠道不畅。对于“形象工程”的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往往以“交学费”为名搪塞过去，缺乏刚性的追责问责机制，违规成本过低。四是财政约束软化，预算管理不够严格透明，为一些地方通过融资平台举债大搞建设提供了空间，脱离了实际财力的承受范围。

文化环境制约，“现实生态”被污染。在特定历史时期，通过大规模城市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改变城乡面貌，曾是普遍做法。一些干部未能与时俱进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思维仍停留在粗放式发展的旧轨道上，存在发展阶段的路径依赖。 地区之间、官员之间存在不健康的“攀比风”，比的不是民生福祉和发展质量，而是楼宇高度、广场大小、新区气派。这种畸形攀比文化带来的环境压力，迫使一些地方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除此，还有民意反馈机制不够完善，真实民意的表达、收集和反馈渠道不够畅通，群众在重大项目决策中的参与度、话语权不足，导致公共支出未能精准对接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三、消灭“形象工程”，重塑党的良好形象

党的形象，从来不在巍峨的楼宇与阔绰的广场，而在百姓的心碑之上；真正的形象重塑不在于建筑的高度，而在于民心的向度。因而，重塑党的良好形象，不能靠语言粉饰，必须靠行动重塑。

用担当作为消灭“形象工程”。以长效担当涵养务实生态，构建“潜绩也是政绩”“功成不必在我”的文化认同。破除任期思维，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坚决抵制“换一任领导、变一套规划”的短视行为，对历史负责、对长远负责，甘做铺垫性工作、抓未成之事。涵养潜绩境界，把资金和精力投向周期长、见效慢、不显山露水、打基础、利长远的民生实事，久久为功、一抓到底。既尊重原有科学规划，也勇于开拓新局面，决不搞“新官不理旧账”或另起炉灶的浪费，扛好历史的接力棒。在项目论证环节，敢于对华而不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方案说“不”；对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踩刹车、调方向；对已造成损失的“形象工程”，推动严肃追责问责，不遮掩、不护短，形成“谁搞形式主义、谁就付出代价”的鲜明导向。

用制度规避“形象工程”。健全源头预防机制，扎紧立项审批“制度笼子”。建立“双否决权”科学决策程序，重大公共项目必须同时通过 “专业可行性否决”和 “民生必要性否决”，任一环节未通过即一票否决。实施全成本预算硬约束，编制项目预算时必须同步公示全生命周期成本，提交本级人大进行实质性审查。创新过程监控体系，运用城市信息模型与大数据技术，对在建项目进行监管，实时预警可能出现的功能闲置、资源错配问题；将所有项目资金纳入统一监管平台，实现从财政拨付到最终支付的 “链条式可追溯”，自动拦截向景观过度化、材料奢侈化等方向流动的资金。改革财政分配机制，切断“烧钱”根源；强化预算约束与审计监督，严防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重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潜绩档案”，延长考核周期，引入“负政绩”扣分机制，让“埋头苦干”者脱颖而出。

用作风防范“形象工程”。以过硬作风筑牢“形象工程”思想堤坝。培塑“唯实不唯上”的调研作风，践行“脚下有泥”的沉浸式调研，要求每年以办事群众、基层工作人员等身份，深入一线体验民生痛点，确保项目决策源于真实需求而非主观想象。弘扬“俭朴不奢靡”的艰苦奋斗作风，刹住铺张浪费之风，在公共项目建设中，严禁超标准使用豪华材料、追求奇异造型。淬炼“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作风，夯实长远发展之基，将领导干部个人部分绩效薪酬与所负责项目的长期社会评价挂钩，对因搞“形象工程”导致后续负面影响的，按比例扣减并转入民生保障基金。营造“崇实戒虚”的生态作风，净化干事创业环境，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优先提拔在艰苦岗位、解决复杂民生问题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形成 “以实绩论英雄、以口碑定优劣” 的用人导向。作风是无声的力量，也是最坚固的防线。唯有以过硬作风夯实发展根基，党的形象才能在群众心中树起真正不朽的丰碑。

“形象工程”所损害的，从来不是某个建筑或项目的“面子”，而是党的执政根基这一最宝贵的“里子”。坚决向一切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亮剑，捍卫的正是党的生命线与力量之源。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用一项项扎实的“民心工程”筑牢执政之基，党的形象才能如参天巨树，根植于人民沃土，在时代风雨中愈加挺拔、巍然长青。（作者：董学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博士，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学术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