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功，对人一辈子都起作用，虽然无形却有巨大、长久的影响。治学也必须注重基本功。

　　研究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那是一辈子都要用的。知识面还要宽一点，如果知识面太窄、视野不宽，就只能就事论事。

　　有问题意识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研究工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正确的理论素养对提高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

　　有些人认为文字表达是雕虫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实上，文字表达非常重要。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达不好，意思虽好，别人往往也看不下去。

　　基本功，对人一辈子都起作用，虽然无形却有巨大、长久的影响。治学也必须注重基本功。治学的基本功，一是知识面比较宽，比较扎实;二是对问题有思考分析的能力;三是文字表达比较好。这三个方面大概就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做研究工作，总得先熟悉它，进而理解它，最后是表达它，缺一不可。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凡是具备这三条的，多年后肯定能有比较大的进步和成就。反过来说，这三条里无论缺哪一条，后来的进步都会受到限制。这里，结合历史研究谈一点体会。

　　扎实的基础知识

　　关于知识面，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牢固掌握基本知识。

　　研究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那是一辈子都要用的。宁可粗一点，但一定要准确。基本知识要力求系统化，不能只是零碎的。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理清它的脉络线索，牢牢记住那些以后常会用到的事实。基本知识如果不能准确掌握，出了漏洞，内行人一下子就会看出来，这叫“硬伤”。出现不应有的“硬伤”，人家对你讲的其他东西也就不那么信任了。

　　第二，要掌握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工作的基本依据。

　　这是知识面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工作中大家都知道材料的重要性。乾嘉时期大家看重的目录学，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时期、这个方面有哪些书，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我们的前辈学者很多就是从认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入手的。今天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有关知识有大体的了解，知道遇到问题该去找什么书。

　　就历史研究而言，掌握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常要阅读档案资料。这可以说是一种调查研究，尽管它也有不少局限。看档案资料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是“看活了”还是“看死了”。如果看完以后脑子里仍然只是一张一张纸上写的文字，那就是“死”的，说明你没有看懂。如果看久了在脑子里仿佛能再现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那就是读懂了。就像看电影，一张张胶片都是静止的、不动的，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带动转起来，投射到银幕上就全活了。同样的道理，档案一张张纸，就像一张张静止的胶片，如果只看一张张胶片，看得再仔细还是“死”的。放电影的电力就好比我们看档案资料时的理解力，把它贯穿起来放在当时的环境里，在你眼前出现的是活的事实，那就是读懂了。

　　第三，知识面要宽一点。

　　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他还提出“古今中外法”，“古今”体现历史的发展;“中外”是既要了解中国这方面，也要了解外国这方面。总之，要有比较宽广的眼界。知识面宽一点有几点好处：

　　一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是有联系的，离开了周围那些相联系的要素，很多事情就不容易理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批评李瀚章主编的《曾文正公年谱》，说里面只有曾国藩的奏稿、批牍和活动，没有太平天国方面的活动情况。梁启超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好像从门缝里看人打架，只看见一个人，看他一会儿进一会儿退，最后看完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赢、为什么他会输。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因此，研究历史，即便是写一个人的传记，也不能只看他一个人的史料，还要熟悉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以至他对手的状况，这样才能活起来。

　　二是知识面宽一点才会有比较。比如，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就要对法国大革命史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点了解，对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也要有些了解，这样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有些是相同的，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律性的东西无论在哪里都是共同的。而从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各国的特点。如果你对别的都不了解，没有比较，那就规律看不到，特点也看不到，只能就事论事地说说事情本身。

　　也有人觉得知识面何必宽，需要时临时查查就可以了。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什么知识都具备，有些知识只能边干边学，甚至临时查。但在研究工作中联想是很重要的，把这件事和那件事联系起来想，常常可以产生新的认识。如果知识面太窄、视野不宽，就只能就事论事，连临时想查的念头也起不来，或是不知到哪里查。人们常称赞一些大师知识渊博，这是很重要的。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是治学的重要环节，这方面有几点可以说说。

　　第一，要有问题意识。

　　有问题意识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研究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胡适有一句有一定片面性、但也有些道理的话。他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写过一篇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前三次“左”倾错误的文章。三次“左”倾错误是讲了无数遍了，但我头脑里还是有几个问题：比如，一般说来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为什么反了一次“左”第二次出来还是“左”，而且更“左”?第三次还是“左”，又更“左”?这是什么原因?再如，这三次“左”倾错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脑子里有了问题，看资料的时候就会努力去找寻答案。虽然回答不一定对，但总会有所收获。这不仅是个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研究的动力所在。

　　第二，有了问题怎么解决?

　　研究历史，大家比较认可的叫做“论从史出”。研究历史要发议论，但一切议论都只能从看到的史料出发。看史料时，不能光看不想，需要边看边想，除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的经过，还要寻找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样一面看、一面想，先产生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再把这些零碎的想法系统化，形成一个意见。这时最忌讳的是把这些初步的想法马上变为结论，毛病常出在这里。如果忽然看到一个史料好像引起了与众不同的想法，以为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当作自己的独到见解，随后只关心似乎支持这种想法的史料，越想越系统，不注意与这种想法不同的史料，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片面性。陈云同志讲人为什么犯错误时说，“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看史料也是这样。你看到了这一点再接着往下看，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放在那里，还需要继续验证，也可能往后越看越认为这个看法站得住;或者发现这个看法虽是对的但是还要补充，还有几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也有看到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那就毫不可惜地把原来的看法抛弃掉。这是常有的事情。

　　看史料和思考、分析是同步的。最初看史料大抵都是感性认识。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史学文章的理论性不是靠搬用现成的概念，而是靠反复看许多史料后在脑子中出现的飞跃，有了新的概括、产生新的认识，这才有理论创新。

　　第三，要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

　　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见解时，要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独到的见解，越要慎重。你提出一个观点后，别人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所以还是尽可能请别人看看，特别是请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提提意见。别人不提，也可以自己与自己作对手来提反问、挑毛病，看是不是站得住。

　　第四，正确的理论素养对提高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

　　我们研究历史当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要努力做到理论正确地联系实际，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西方资产阶级许多理论的基本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同意，但对于他们一些符合实际的具体研究成果是可以吸收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个态度。但是，在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时，需要防止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新的“以论带史”。有的研究者引一个西方学者甚至是二流、三流学者的一段话作根据，然后就对中国的问题作出这样那样的结论，实际上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没有作认真细致的分析。

　　讲究文字表达

　　有些人认为文字表达是雕虫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实上，文字表达非常重要。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达不好，意思虽好，别人往往也看不下去。对这个问题也讲几点。

　　第一，讲究文字表达，最重要的是处处替读者着想。

　　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写文章要考虑几点。第一“要引人看”。现在一些文章，开头就是大段已说过无数遍的话，人们自然就不想往下看了，这样怎么能够吸引住人?第二“要使人看得懂”。这话也很有道理。不少人写文章，一个断语接着一个断语，缺少逻辑联系，也不考虑别人是否看得懂。即便文字很流畅，还要想到别人可能会有哪些地方不明白，要交代清楚。第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说服人是指讲道理，打动人是指感情上能打动人。

　　第二，写文章要努力做到准确、鲜明、生动。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提出的。准确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要做到并不容易。鲜明，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清楚楚。但还要考虑到，一本书里面，你最中心的是想阐明什么问题，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最希望读者留下印象的是什么，这些地方要写得特别鲜明，别的可以简略一点。写文章也是这样，最重要的地方要鲜明突出、引人注意，使人留下印象，避免重要的内容淹没在一大堆不重要的话中间而不被注意。对生动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贴切，不是堆一大堆形容词。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是非常生动的，他在一篇文章里曾写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仅从文字上讲，非常生动，我们看过就不会忘，而且很符合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第三，文章的结构。

　　中国有句老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凤凰的头，猪的肚子，豹的尾巴。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讲这个话，这是对文章通篇布局的设计。“凤头”就是一上来就能够把读者抓住，让人想要看下去。“猪肚”是指中间部分要丰满，但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层次，有内在的逻辑性，让人一口气看得下去，而不是平铺直叙或杂乱无章的罗列。“豹尾”指结尾，是很有力的一下子戛然而止就收住。结尾就得干干净净，像古人说的“余音袅袅，绕梁三日”，有回味。

　　第四，文字最好口语化，要干净。

　　最好自己先朗诵朗诵，如果结结巴巴，没法朗诵下去，赶快改。朗诵要有抑扬顿挫，而且要干净有力，不拖泥带水。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一打开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看了一下子就记住了。文字干净，读起来也有一种快感。虽然不是写诗，最好也能够朗诵，特别是开头和结尾。

　　第五，文章能不能带感情?

　　文章带感情是讲一件事时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写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这话讲得多动人!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写得很有感情的。我们写历史文章应该有这样的手法。至于带感情的话决不能歪曲和改变历史事实，也不是堆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这道理就不必多说了。

　　(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06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