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政策鼓励高等学校发挥其服务社会的智库功能。作为与本土基础教育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密切联系的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也理应成为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智囊。然而，很多地方高师与基础教育的联系还停留在教师职后培训，师范生实习合作，从调研中索取项目数据，偶尔参与政策咨询与论证等方面。其发挥教育智库的路径还有待拓展，功能还有待优化。

　　比如在师范生实习合作方面，地方高师为了保证师范生培养质量，一般期望把实习生派到条件相对好的中小学校;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则希望把实习生分派到偏远地区从事支教工作。如此，由于人员距离等原因，地方高师实习生的指导就成为有协调难度的问题。而政策要求的“名校、名师有指导实习生义务”在师范生非定向就业的背景下还未真正落地，且实施中存在困难。

　　在教师培训合作方面，由于前些年地方高师的综合化发展，其自身基础教育研究力量并不是很强，于是在承接“国培”“省培”等重要培训时，一般会请很多外地高校专家及中小学名师，这些专家和名师的“在地性”并不是很强，讲完即走，培训的跟踪效果有待地方高师的力量去加强，但现有高等学校的评价制度是重创造轻应用。

　　在项目合作方面，虽然国家鼓励中小学校与高校的科研合作，特别是在教师教育方面开展协同研究，但相关激励制度，比如职称晋升规则并不配套。很多高校认可的项目，如哲学人文社科类，中小学校并不认可，中小学校一般只认定教育行政部门的科研课题，而不少基础教育类的项目是不面向高校的。

　　在政策咨询与论证方面，地方高师的学术逻辑和行政运行体制还存有不小鸿沟。例如高校研究者“求真”，追求学术成果，地方教育部门“求实”，讲究新闻效应，而当下新闻报道在高校也并不计为科研成果。且当高校研究者面对市(县、区)政府分管领导、市教育行政部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的不同政策提法，与自身学术追求难以统一。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是激励机制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在制度安排上保障高校与中小学的合作研究，比如去年省教育厅师范处搭建的区域教师教育联动发展共同体就是很好的尝试，但仍需要借助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契机进一步落地，让项目有平台运行，有人力物力保障，做之后的成果被各方认可。

　　其次，实习生分派与指导方面，高师的“项目化运行”在协调地方教育部门“分管制行政”的教研、电教、师训、进修学校力量存在困难时，或许相关政策制定时可以适当考虑增加地方高师与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流动、岗位互聘。

　　再次，当下还需规范政策采纳证明的出具程序，近几年有些哲学社科类研究支持用“政府政策采纳证明”完成结项任务，但其容易流于形式、沦为私下协作，缺乏专家同行的鉴定环节，使得公信力不足。

　　最后，地方高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身力量影响本土教育领导决策;在外来资源的引进、链接与落地方面，努力与自身常规工作相结合，有所作为。比如社会组织资源可以借助师范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落地，作为网络时代“原住民”的师范实习生可以在教育信息化理念与技术的推广方面进一步发力。而借助互联网，也在地方高师和教育行政部门合作的师范生远程实习指导、教育大数据积累、加强双方沟通等方面，优势颇多。

　　(作者：张献伟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师建设教育智库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编号：2018-ZDJH-208)研究成果之一。)